端午节佩戴香囊是华夏民族的古老习俗。香囊是香荷包的简称。香囊又名香包、荷包、香袋、香荷包。
端午节佩戴香荷包源于公元前278年,楚国民以“简棕”(即竹简贮米)投入汨罗江祭奠屈原,使鱼不损伤其遗体;又据《初学记》中记载:汉光武年间,长沙人欧回,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屈原官名)对他妻子托梦说:“你们祭祀的东西,被江中蛟龙偷走了,以后可以用艾叶包住,五色线捆好,蛟龙最害怕这两样东西”。于是其妻就用竹简制粽,并缠上五色丝线投入江中。后来世代相传,发展为端午节食品及五色丝线缠粽子的民风民俗。到后来,人们又用五色彩线缠、绣各种各样的香荷包,这种古俗愈演愈烈,据古乐府《孔雀东南飞》中描写:“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又如:《红楼梦》书中写道:“(宝玉)因忙把衣解了,从里面衣襟上将所系的荷包解了下来。”这里的香囊、荷包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是端午节所佩戴之物,但其古俗含义辟邪、熏香、定情物不免也夹杂在其中。元代杂剧就提到这种香荷包,让驰聘疆场的武士佩戴在身边,是用来装针线的,大的像钱包,小的似手袋。
我国古俗佩戴香荷包历史悠久,它可追溯到周代之前。据《礼记·内则》记载:“子弟父母,左右佩用……衿缨,以适父母舅姑。男女未冠笄者,咸盥漱、栉纵拂髦、忽角衿缨,皆佩容臭。”这里所说的“衿缨”是编结的香囊;“容臭”是指香囊中的香物。这段文字记载说明周代年轻人在父母与舅姑处时,随身佩戴香荷包(香囊),以表示对长辈的尊敬礼仪,也说出了那时的香荷包尚无装饰意义。
在我省许多城乡,尤其是西峡,每年农历五月初五这天,总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并举办许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耐人寻味的民俗活动。特别是这天,大人小孩都佩戴各色丝绸,精工制作成的颜色各异、形状不同的香囊戴于身上、腰间,娃娃们都要带上布制的肚兜,人们认为这些布制吉祥物都有灵气,都具有保护子孙平安成长的特性,因此,在端午节这天佩戴香囊,受到人们喜爱和欢迎,
香荷包都是采用彩色绸缎或布块包上棉花,掺和着丁香、山艾、细辛、甘松、白芷等中药粉,再用彩绸扎绣而成。它们下边还垂上红、绿、青、蓝、紫各种线穗,再穿上银珠光片之类,看上去珠光宝气,诱人喜爱。有些巧手把许多小香包串起来,组合成很有趣的“八仙过海”、“鱼儿钻莲”、“老鼠啃葡萄”、“狮子滚绣球”、“猴娃啃桃”、“虎踏五毒”、“驱五毒簸箕”、“艾虎”。在端午节早晨,大人要把这些香荷包给孩子佩戴在身上。希望香荷包里的香味和小动物可以祛病除恶,祈福降寿。随着历史的演变,祛病求福的观念渐渐淡化,而这制作精湛的艺术品的风俗却保存了下来,成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衷心祝愿。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逐渐淡化与消亡,是近年来文化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几乎每年的春节和中秋节,都会有人出来念叨一番。有人甚至将这归因于“洋节”的流行,认为其实质是强势文化侵入导致的本土文化衰退。至少有两方面的因素,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是社会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特别是城市居民,过去的节日特定食品如今随时可以享用,周末的休闲娱乐可以比过去的节日还丰富,传统节日自然就淡化了;另一方面,传统节日是在过去的生活节奏中产生的,或者可以说与旧时农业社会的生活节奏相依存,在今天这个社会大变革的转型时代,生活节奏空前加速,可能是人们不得不疏离传统节日的更重要原因。换个角度说,“洋节”是伴随当代生活节奏一起进入中国的,所以最先接受“洋节”的,恰恰正是最能适应当代生活节奏的青少年。与人们对春节与中秋的不能忘情相比,端午与重阳这两个传统节日就更是渐行渐远。
粽子似乎是端午节的标志。其实南京习俗,吃粽子并不限于端午节,但端午节一定要吃粽子。只是南京的粽子好像从来就没有出过大名,说到粽子之类的江南小吃,人们只会想起苏州和杭州。
包粽子本该用糯米,因其黏性好,可以黏住恶龙的牙齿,免得它去伤害屈原。然而一般人家只能以粳米掺少许糯米,甚或以籼米为主,掺上粳米和少许糯米,因为在计划供应的粮食中,粳米和糯米都是限量供应的,糯米尤少,大约一个节期一人只有一斤,且价格也要高几分钱。贫寒人家,不得不做这种算计。包粽子的米也需要泡一段时间,使其吸收一定水份,容易煮熟,但也不能泡得过久,否则会酥成米粉,那就只能做元宵了。
家里常包的是白米粽,偶或也能包点夹心粽。一种是素心,在米里掺上红豆,或红豆沙,或去了核的枣肉;肉粽,是将过年时省下的腊肉,切成肉丁,每只粽子里包入二三丁,吃时揭开粽叶,只觉肉香扑鼻。
不同内容的粽子还得放在一锅里煮,就要变换粽子的形式或在扎线上作出记号,以利辨识。常见的有四角粽与小脚粽,后者较难包得规整。包粽子是女人的事,家中的母女婆媳,围坐在木盆边包粽子,也是一种手艺的考试与较量。有时邻家的女人也凑过来看,品头评足;自恃手艺好的人,还会大方出手,动作麻利优美地包出个挺括的粽子来,得意洋洋地享受一串赞美。近年超市里卖的粽子多是四角,甚或如日本式,简单地折成一个长方体,全无艺术可言。煮粽子也要算技术活,往往是头一天晚上煮开了,就焐在煤炉上,夜里要起来看几次,不能耗干了水,更不能煮得夹生。那一夜里,真是满室生香。
旧历五月五日为端午节,老北京人习惯俗称为五月节。端午节又称端阳节,"端"、"初"同义,"五"、"午"相通,按地支顺推算,五月为"午"月,故初五日作"端午",又因午时为"阳辰",亦称"端阳"。
端阳节始于春秋战国时代,起源于江南,由来有多种说法,民间流传最广,最有影响的说法是纪念伟大爱国诗人楚大夫屈原。宋代为表彰屈原的"精忠",追封他为"忠烈公",正式将五月五日端午节赋予纪念屈原的意义。抗日战争时又定五月五日为"诗人节"。
端午节时,在南方讲究举行"龙舟竞渡",在北京明清两代则讲究"熙游避灾"。初五日上午,群入天坛"避毒",天坛是祈年圣地、各胜,既仰仗天之神力避毒,又可游乐;过午,有的到鱼池或高粱桥、满井、草桥、积水潭等处"饮醵熙游"。
端午应节食品是粽子,一般是小枣粽子,蘸白糖吃。时令鲜品是樱桃、桑椹。糕点铺卖一种用模子刻出蛇、蜈蚣、蝎子、蜘蛛和蟾蜍图案的桃酥式的圆糕点,叫"五毒饼"。人们以这些时鲜和应节糕点用来上供或互相送礼。
北京人俗谓"善正月,恶五月"。因五月气候温热,易生病毒瘟疫,故用天师符和钟馗像来镇宅、驱避"邪祟"。清人柴桑《燕京记》云:"(端午)前数日,肆间用黄纸盖朱印,或绘天师、钟馗像,或五毒之形,人购而粘门上,以逐祟恶。"从五月初一起,各家还将菖蒲、艾草插在门的两旁,一曰"蒲剑",一曰"艾虎",也为辟邪驱瘟。为辟邪,京城端午时,人们还纷纷买蒲鞋穿上过节。
端午节还有"扔灾"一说。节前,手巧的妇女以五彩绫罗制成小虎、葫芦、樱桃、桑椹、瓜豆、葱、蒜形状,用彩线串起来,五月初一那天系于小儿的钗头或背上、胸前;小姑娘还用硬纸条叠成菱形"粽子",缠上五彩丝线,戴在身上,通称"葫芦"、"续命缕"。到了五月初五午时之后摘下来,连同贴在门楣上的剪纸葫芦揭下来,一起仍到门外,叫"扔灾"。
节日期间,人们还要饮黄酒,在小孩头上用雄黄画一"王"字,有的还用雄黄涂小孩的耳鼻孔,说是夏日能避蜈蚣等毒虫钻到耳鼻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