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生逢1966》(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版)，我的感觉是复杂的。这样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无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的烙印。它写的是畸形年代里的那段扭曲、压抑、晦涩的青春。小说引起了众多作者同时代人的共鸣，他们在这里读到了共同的集体记忆，读到了自己狂热的、荒唐的、痛楚的、热血沸腾的、不堪回首的过去。整部作品具有真实到残酷的力量。

　　不过，在阅读中，我仍旧有某种惶惑。我生晚矣，那个时代对我而言，何其陌生与隔膜。正因为我面对的是一部小说，而不是报告文学或其他，我便自然而然地以对待文学的挑剔眼光去看它。如果说，“老三届”们从中读出了某种亲切的话，我则在短暂的惶惑之后，逐渐从文字的背后读到了撼人心魄的东西。这种东西与时代符号无关，与小说本身的形式无关，与读者的年龄阅历无关，甚至，它也与流行的阅读时尚无关；但它确如河底金沙般散发出沉着的光芒。在我看来，这才是小说的最为成功之处。

　　我要说的，是这一类的东西，比如，小说主人公陈瑞平和他生命里最初两个女孩的情感胶着与彷徨，或陈瑞平面对母亲生死存亡时的矛盾与痛楚。

　　自从陈瑞平的父亲死去后，他的母亲一直在生死之间徘徊，儿子与地主成分的她划清了界限，四十三天没喊过她一声“妈妈”。母亲生了胰头癌，她已经在和死神面对面，但她心有不甘。虽然顺从了世道，顺从了命运，但毕竟不甘啊！那边厢，儿子也在反复问着自己：“我能喊一声妈妈吗？一个红卫兵能喊地主分子一声妈妈吗？”

　　“谁说过不能喊呢？她确实是你的妈妈。谁又批准你能喊呢？”作者冷静地写道。就在喊与不喊之间，母亲生命的游丝渐弱，“瑞平赶到床头的时候，是早上六点。妈妈已经去世了。一旁是呆呆站着的蔡小妹。瑞平一下子将手捂在了心口，他的心先是重重地落下，妈妈死了，他没有机会叫一声妈妈了。然后又突然荡了上来，妈妈死了，我不用叫妈妈了。他的身体突然不受灵魂的控制，他喊了一声‘妈妈’之后就嚎啕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