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忆佩弦先生阅读题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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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弦先生逝世了，这是一个如何的意外!他的病是旧病，时犯时好，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要动手术，更没想到动了手术就是这样的不幸的消息。

　　佩弦先生是谨慎小心的人，他没有一般文人的嗜好，也没有一般文人的脾气，他的生活总是那样按部就班，脚踏实地，像钟表那样稳健而有秩序。这样的人能在五十岁就死去么?如果相术可靠，他的眉毛是那样黑而长;身材短小，可是精悍;瘦虽然瘦些，却是瘦而有神;往常给人的印象总是精神奕奕，事事周到，这难道不是寿吗?

　　然而事实上是太快了，佩弦先生死的太快了，出了任何友人的预料，也给了任何友人一个沉重的打击。

　　是8月9号这一天的正午，林庚刚从北大医院里拔牙出来，就到了我这里，坐定了就告诉我说：“朱先生又病了，也住在北大医院，刚动过手术。”这是我听到朱先生病了的消息之始。问起林庚见过朱先生的情形来，他说还好，我们总认为动手术的病的危险都在动手术的那一刹那，如果经过良好，是可以无碍而放心下去的。我打算过一两天再去看他。同时我一向也有一个偏见，就是认为探望病人固然是好意，但假若抱这种好意的人太好，在病人的精神上便不免是一个难堪的负担了。因此，我就又踌躇了。

　　谁知在10号的报上，也就是我晓得朱先生病了的消息的第二天，已经登着朱先生病危了。我这时坚信我听到的林庚所见的情况是实，新闻记者的消息可能是旧闻，只是曾经一度危险而已，又为了刺激读者，便渲染的过分，这也是中国新闻记者的常事。

　　可是慢慢情形不对了，11号12号都连着登起那恶劣的消息来。我不能不动摇了，我决定在12号下午去看他。谁知道这天下午又因为有事没能去成，第二天才知道就是去成也晚了，因为已经不是活着的佩弦先生了，原来他在12号的上午十时已经逝世了!

　　连日的阴风凄雨，更增加了我的耿耿不乐。给我印象那么清晰地朱先生，竟作了古人了!

　　记忆一页一页地翻着，想起了十七年来和朱先生的往还。

　　最初和他的认识是我入了清华。那时他才三十几岁。我没有上过他的课，课外可是常去找他聊天儿。见面最多的时候，是在郑西谛先生还在北平时，大家共同编《文学季刊》的一段。这时期虽然不太长，可是因为每一星期大家都要在郑先生家里聚谈，并且吃晚饭，所以起码每一星期是有一个很充分的时间会晤的。因为朱先生的公正拘谨，我们现在也不大记起他什么开玩笑的话，同时别人也不大和他开玩笑。只记得他向郑先生总是全名全姓的喊着“郑振铎”,脸上发着天真的笑意的光芒，让我们感觉他是在友情里年轻了。

　　那时郑先生住在燕京，从燕京到清华是有一段路的。每当我们夜深归来，往往踏着月光，冲破了犬吠，在谈笑声里，越过了不好走的小路，快乐地分手。现在记得这情景的，除了我之外，只有林庚了。

　　朱先生当时开着“陶诗”的`一门课，我很想去旁听。当我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有着习以为常的谦逊，说：“没有什么意思，不值得听的。”我们那时年少气盛，也就信以为真，又听说他常常叫人背诵或默写，错了字还扣分。我们那时又是不拘束惯了的，于是更觉得不听也罢。后来知道他所写的那篇《陶渊明年谱之问题》，恐怕就是那时研究的心得的结晶，到了自己对陶渊明也发生兴趣时，是很后悔没曾听他的讲授了。

　　朱先生谦逊，客气，而且小心。他对于一般人的称呼，都是“先生”。我有一位朋友编刊物，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朱先生的稿件往往有着涂改，这涂改之中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尽量把口气改的和缓些。在他的文字里，很少有“绝对”“万分”“迥然”“必定”等字眼。就是有，也往往改成轻淡一些的了。

　　这一点儿也不错。在待人接物上，我们很少见到他疾言厉色，或者拒人于千里之外。自然，我们也很少在他身上发现热狂，像臧克家所说的“燃烧”似的。朱先生的性格和他的名字实在有着巧合——清!

　　可是他并非马虎。他的字从来不苟，一笔一画。他对什么事的看法，也非常坚定。而有一个一定的界限，——当然是稳健的。

　　他写文字很审慎而推敲。在清华的时候，我们在一次谈天里，问起他一天写多少字，他说：“五百。”他反过来问我。我说：“不一定。快的时候，曾写道一万五千字的长文，还另外写了两篇杂感。”可是这是那时的话，后来自己也体验到每天写不到五百字的时候了。

　　在战前一般人的生活都好，清华又是好环境，教授们的家都相当安适。每每在我们当下午四五点钟去谈天的时候，不但畅所欲言，既不关时局，又不谈物价，更没有愁眉苦脸，而且吃着好茶，有时来一道甜食点心，像莲子羹一类等等的。我们在朱先生家里也不曾例外。

　　然而抗战把所有人的生活划了一道界限。我比任何人都早先到了昆明，在云南大学教书。这是二十六年的九月。那时朱先生随着学校到了长沙，许多先生在衡山过了另一种生活。朱先生触发了旧时的兴趣，清新的篇什，颇传诵一时。

　　不到一年，长沙的临大改为联大，大家都又奔波到了昆明。因为初到时的生活的凌乱，我们失掉了从容坐下来谈话的心情。不久，我又因为可笑的文字祸而离开昆明到重庆。因为是抗战才开始，大家的生活秩序虽然受了影响，可是身心都没有大的变化。

　　最叫我惊讶的，却是我在二十九年二次到成都的时候，适逢朱先生休假，也在成都。我去看他，他的头发像多了一层霜，简直是个老人了。没想几年的折磨，叫人变了样!有些老朋友见了我也说我苍老了，我还想辩护。可是看看朱先生，我连说苍老也不敢了。——怕伤他的心!

　　他住的地方是成都东门外的一座古庙。我们也曾喝着他的好茶，可是心情完全不对了。他的工作依然紧张而有秩序。桌上摆着十三经注疏。他那《经典常谈》——一部可称道的书，用着最亲切的语言，报道着最新的专门成绩——就是这时完成的。另外，《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大概也完成于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