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岁那年入学，学校就在我们东边邻村，离家一里地。

　　这所学校在村南边，共三排房子，南北两排长些，各有三四个教室，中间一排两个教室，老师住室在北边一排西头。学校正当院有棵大榆树，上面挂钟。正门朝西，门口就是操场，东边也没有围墙，可以自由出入，村民戏称为光屁股学校。

　　学校都是瓦房，北边一排盖得最早，为了省料，用的全是单砖。我在北边一排上一年级时，北墙当腰里掉了几块砖，坐在教室就可以看到鸭子在坑里戏水。教室的设施也简单，凳子一律由学生自带，低年级课桌是二指厚、几庹长的木板，一板一组。南边一排是四五年级，课桌都是泥巴台子。有同学为追求平整，在上面泼上水，待半干时用烂碗片一下一下搪，竟也搪得油光发亮。只有两个初中班用课桌，在中间一排。村办小学原是不准办初中的，听父亲说，这样可以缓解镇上中学的压力，这种模式，叫“戴帽初中”。

　　那时学校师资缺乏，全校只有校长一人是公办教师，正儿八经由国家发工资。校长五十多岁，身材偏胖，满头白发，看上去很和蔼，但我们都怕他。剩下的教师，都是民办。民办老师脱离生产劳动，由生产队记工分。当民办老师可以脱产，活儿又体面，大队干部争着把自己的子女、亲属往学校安排，造成老师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甚至小学毕业也当起了民办（这批老师中能坚持从教二十年以上的，后来大都转成了公办老师）。民办教师一个月只有几块钱津贴，口粮仍在生产队分，生活水平不比村民们高多少。有时我们到老师宿舍去，老师的饭已做好，但并不揭锅—那里面，大多也是一锅红薯疙瘩。校长就不一样了，他是商品粮户口，有购粮本。由学校毗邻一位干净爽利的农妇给他做饭，吃白面馍，顿顿有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