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家风家训演讲稿
家训,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何时都不能丢掉咱们老祖宗的规矩和传统。只有将这些优良之风传承下去,我们的家庭才会更加美满和幸福,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加和谐和稳定。下面小编为您提供传承家风家训演讲稿,仅供参考!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古往今来,有无数思想家从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的高度来探讨、研究家庭问题。历朝历代,都存在着大量社会问题,而其中有不少都是由家庭问题引发的。因此,重视家庭问题、研究家庭问题,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稳定。
促进家庭稳定和幸福的因素有许多。其中,家训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家训是中国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家庭教育的方法之一。关于家训的说法很多,有人做过统计和专述,有包括家范、家戒、家教、家规、家法在内不下70种说法,然而其中被使用得最为广泛的还是 “家训”。
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家训最早出现,是通过父母对子女的当面训诫来体现的。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政权建立以后,遍封功臣,建立诸侯国。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受封于鲁国。由于周公旦要留在京城辅佐侄子周成王,不能就封,就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封于鲁。伯禽临行之前,“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周公训子,就是父母对子女当面进行训教,这也是一段关于中国家训文化、最早又最可信的记载。
父母对子女面对面的训诫,用文雅的词来说,就是“庭训”。“庭训”典出《论语·季氏》,讲的是孔子当面训诫儿子孔鲤的故事。由此,“趋庭”、“鲤对”、“庭对”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代名词。后来,中国的家训通过书信、训词和遗嘱等形式传递;再后来,家训又通过制定完整的家规、家约、家范来体现,形成了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
中国的家训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指向。综合起来,它有这么几项基本功能——
一是训导教育子女成人成才。这是家训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前文说到周公戒子、孔子庭训,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二是实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作为社会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接受来自外在的'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及习俗控制。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稳定、调整和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将子女培养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继和绵延,还必须要有家庭的内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家训(包括家规、家约、家范等),以口头或书面的各种形式来体现,从而起到对子女、对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约束作用。
三是确立良好的家风。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风习,是人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和世代言传下来的生活作风、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总和。家风的形成,是家庭长辈和主要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诲的结果,而家训和家风有着密切的联系。隋朝初年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 ”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家风引导和家庭中长者、尊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在近现代,江南钱姓家族人才辈出,若星汉灿烂。这和其先祖制定的《钱氏家训》并代代相传、恪守不移、形成良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
从司马父子到王氏兄弟
孝有大小之分,对父母能养能敬,是一种孝,但只是小孝;自身修行扬名,以彰显父母养育教诲之德,才是大孝。这是中国古代孝道思想的升华,对后世的孝道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
中国古代家训内容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识的教育、谋生技能的传授、为人处世的告诫等,几乎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对孩子的伦理道德教育被放在第一位。而孝道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因此,关于孝道的教育,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家训文化成果的重要体现。关于孝道,无论是思想家、帝王、官员以及民间的士绅读书人家庭,在他们的家训实践和家训著作中都有大量体现。
在古代帝王的家训中,对孝道很重视。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对儿子要求严格,尤其重视儿子的慈孝。他曾发表《诸儿令》,说“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领之,欲择慈孝不违吾令,亦未知用谁也。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 ”
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二任皇帝康熙对家教一贯重视,后来雍正特将其父在世时对诸皇子的训诫编为《庭训格言》。全书共246条,包括读书、修身、为政、待人、敬老、尽孝等内容。该书有言,“凡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者,不在衣食之奉养也。惟持善心,行合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其可谓真孝者矣。 ”该书又提出,“《孝经》一书,曲尽人子事亲之道,为万世人伦之极,诚所谓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推原孔子所以作经之意,盖深望夫后之儒者身体力行,以助宣教化而敦厚风俗。其旨甚远,其功甚宏,学者自当留心诵习,服膺弗失可也。”通过《庭训格言》可以看出,康熙认为“真孝”和行孝道不能停留在书本经义上,而是要“身体力行”、“服膺弗失”。这两点至今仍对孝道文化的传播和实践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