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伯英青春读书笔记

　　缪伯英，1899年10月出生，湖南长沙人，与丈夫何孟雄同为革命烈士。下面是相关的读书笔记，希望对你有帮助。

　　缪伯英青春读书笔记【篇一】

　　中华女英烈的行列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名字，这就是我党最早的一个女党员，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缪伯英。

　　缪伯英， 1899年10月21日生，湖南长沙县清泰乡缪家洞枫树湾人。家庭世代书香门第，父亲缪芸可曾一度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致力于“教育救国”，尤重妇女教育，曾参加创办过好几所中小学校和女子职业学校。在父亲的教育和熏陶下，缪伯英从小就喜欢读书，1917年7月她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不满20岁的缪伯英，奔赴北京读书，开始走上了新的历程。

　　我党最早的女共产党员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为各种新思潮所激荡，形成了“中西学术争艳，古今百家齐鸣”的新气象。那时，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受到各种新思潮的影响，其中不少人经历了从无政府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曲折过程，缪伯英也是这样。

　　她到北京不久，就认识了正在北京大学文科政治系学习的何孟雄。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广泛流传，各种社团纷纷涌现。在何孟雄的介绍下，缪伯英对北大的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到那里看书读报、听演讲。不久，她暂时中断了在女师大的学习，去北大参加工读互助活动。

　　北京工读互助团于1919年12月4日成立，是王光祈等人发起的。这是一个自愿结合起来，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实行半工半读、集体生活的团体。它有四个组，何孟雄在第一组，缪伯英在第三组。第三组都是女生，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她们抱着“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信念，希望通过它来建设一个工读互助社会。缪伯英怀着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理想的追求，与同组十几名女生在北京东安门北河沿17号租赁了一间房子，开起洗衣店来。

　　工读主义在实践中很快遭到了失败。第三组的女生更是难以维持自给自足，缪伯英与钱初雅、何琛媛、韩德洁(朝鲜人)则是坚持到最后的4名成员。为此，轰动了北京新闻界，1920年9月5日出版的《妇女杂志》还刊登了她们的照片。消息传到长沙，风言风语吹到缪芸可耳里，说什么“不要钱的书不安心去读，搞什么半工半读，真是不长进”。但缪芸可深知女儿的为人，未加干涉，并且写下“我有心灵能识古，今逾耳顺亦知新”的诗句，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因为缪伯英在北京大学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致使她在女师大的毕业期推迟了一年。但她对此并不后悔，认为这是她走向社会很必要的一课。

　　俄国十月革命的春雷，唤醒了沉睡的东方古国。北大教授李大钊、陈独秀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他们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缪伯英每期必读。她读了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并在北大多次聆听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很受启发，认识到：社会弊害太深，改良的道路行不通，只有通过斗争的手段，才能粉碎旧政权、改革旧制度。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骏、朱务善等19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加入该会。他们潜心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籍，讨论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理论。缪伯英对社会主义的苏俄十分向往。虽然她没能到苏俄去，但她冒着危险，热情地为去苏俄的同志把秘密文件缝入棉衣。她还经常奉李大钊的委托，把马列书籍送到女高师同学手中。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据当时和她在一起学习、活动的老辈说，那时正和缪伯英恋爱的何孟雄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还是缪伯英受李大钊的委托，帮助他转变过来的。

　　1920年9月，李大例、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接着，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入团的成员之一，参加了10月间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刚诞生的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间经历了一次思想论战，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成员退出了小组;为了充实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力量，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高君宇、邓中夏、李骏等5人入党。缪伯英就成为当时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我国早期共产党组织中最早的一个女党员。

　　这一时期，缪伯英的思想有了很大们发展，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来观察、思考问题。她在12月15日写的《家庭与女子》一文里，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家庭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趋势，以及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家庭组织是人类进化中一定时期的制度，大凡一切制度，都是人类对于那时期所需要的一种产物，故无论是一种怎样轰烈的维新运动、改革风潮，实丝毫没有什么稀奇，更丝毫没有什么可怕的反抗的价值!”

　　她对妇女发出了“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的呼喊，号召女同胞以冲决封建罗网的精神，做新时代的女性。

　　她与何孟雄志合道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1年秋，两人结婚。婚后，他们住在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5号寓所。这个新家庭是北京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取道北京时，就住在他们家里。伯英、孟雄一面读书，一面从事群众运动，被同志们称为一对“英”、“雄”夫妇。

　　接受斗争风暴的神圣洗礼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北京地委书记何孟雄赴京绥铁路指导工人罢工。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妇女部工作，她根据党的指示，常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人，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和石家庄等地，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