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进入腊月,接近年关,小城还没有下过一场雪,人们都在盼望着雪润大地。街道两旁梧桐树上挂满了红灯笼,华灯初上时分,小城人来人往、车来车往,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快过年了,天南海北的人,这个时候都朝着自己的家乡涌来。追寻着那浓浓的亲情与久别的友情。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说一句话:过年好啊!
腊月的年关气氛隆重而热烈。家家户户都有置办不完的年货。街市上人头攒动,拥挤异常,热闹非凡。有摆书桌写对联的老先生,有卖锅碗瓢盆日杂用品的,有卖各类烟花爆竹的,也有卖瓜子花生糖果的,小商小贩的叫卖声、吆喝声不绝于耳,人们讨价还价,熙熙攘攘。老街新街商铺林立,年货是琳琅满目,异彩纷呈,应有尽有。各个村寨的老人、小孩、妇女、中年男子、异地归乡打扮时髦的姑娘小伙儿兴致而来,满载而归,幸福都挂在了每个人的脸上。
这边村里的杀猪场上,一口大铁锅早已架好,水已经烧沸,滚烫着冒着白气。五六个壮汉下到猪圈,摁住那头大肥猪,只见屠夫手握屠刀,手法娴熟。可怜一头猪啊,扯着嗓门一声声吼叫,声声刺耳,好似就要划破那天边的云。随着屠夫手起刀落,猪血流了大半盆,挣扎着,喘息着,以至于渐渐无力,奄奄一息,直至一动不动。大伙儿将死猪抬到大水锅里,用毛石撺掉猪毛,洗得白白净净之后,就用铁钩子把两条后腿倒挂起来,割掉脑袋和尾巴,将猪身子分劈两半,取出内脏,舀锅内热水不断冲刷。猪肝、肺、肾、肠、肚、心等放在一个大盆里。最难弄的是猪肠,要翻肠后不断反复搓揉捏洗。等猪杀毕了,有人嚷着要猪头,有人要猪下水,有人要猪蹄,有人要排骨,有人要后腿肉,有人要前腿肉……,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一头猪,三下五除二就被分了个精光。主人家却只留下些没人要的肉,可是他却很高兴,一是乡亲们赏光,二是满足了社会需求,有种小小的成就感。
记得小时候,年前母亲要蒸上百个馍。馍有糖包馅儿的,有粉条豆腐馅儿的,有大肉馅儿的等。我是没有顾忌的,每年这一天,一次要吃五六个馍呢,真解馋,过年真好。有一次,过年走亲戚,爷爷带我去看望姑婆,他胳臂上挎个小圆笼,里面装的是拜年的礼物。过去农村生活清苦,只有一瓶白酒、十余个玉米面馍或白面馍、一斤挂面、一斤白糖、一瓶水果罐头、一包饼干、一包点心、一包豆角糖、一包麻花等礼品可选,不像现在礼物都包装精美,不仅有烟有酒,还有奶有茶。倘若去哪一家拜年的话,只需依据亲疏关系从中选定四样即可,俗称“四色礼”。馍馍数量定是双数,罐头里面装得有橘子、苹果、桃、樱桃等。看起来,姑婆大约有八十岁了吧,牙齿全部掉落,嘴都窝了回去,皱纹很深。因为冬日天冷,她就蜷坐在炕上,见到爷爷带我来看望她,很高兴,说:“狗蛋,哦,我狗蛋,让婆看看我娃,哎哟,看我狗狗亲的哟亲的”。她与爷爷拉着家常,我自顾自的出去玩耍。后来,在表叔家吃饭,席间“发红包”是必不可少的,记得我的红包是一张崭新的伍角钱。我可高兴了,因为小卖部的糖、炮、氢气球等,每样儿只不过几分钱。那个时候似乎大家都很穷,但是总觉得人与人之间人情味十足,其乐融融。
时至今日,爷爷奶奶已离我们而去,每年除夕、正月十五我都要回老家给他们祭坟。在坟头上摆上祭品、烧纸钱、放鞭炮、点蜡烛,以示纪念。乡亲们不管路有多么远,都早早地赶回家乡,祭拜祖先。
正月天闹新春,各个社区的艺术人才都派上了用场。只听见锣鼓喧天,你看那大贝壳,两个贝瓣,一开一合;你看那大头娃娃,有男有女,身穿绸缎衣裳,扭动起来夸张又搞笑;你看那两条舞动的长金龙,二龙戏珠,十来号青壮汉子舞动金龙追逐着一个大珠子,在场地穿梭游走,那彩绘的龙纹身真漂亮呀,龙嘴一张一合,露出红色的火舌,并不时吐出火花,夜晚效果特棒;你看那两头黄毛大狮子,共由五人表演,两两舞狮,一人玩转绣球,只见两头雄狮你争我抢、上蹿下跳闹绣球,放鞭炮,场面热闹喜庆,让人回味流连。在场地闹够了以后,就会挨家挨户敲锣打鼓耍狮子,主人会放鞭炮,发红包,主人越热情,狮子就会舞得越热闹,也就预示来年这家人会兴旺发达、一切顺利、福气旺、运气旺呢!
家乡的年味儿依旧是浓浓的,让人记忆犹新。我想,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年味儿吧!
大概要追溯至二十年前,我大约五岁,那时提起过年,我们差不多同龄的伙伴们高兴得就像一只顽皮的猫儿,在家中蹦蹦跳跳的,那股兴奋劲儿——简直像当上皇帝一般。
像我们那时的孩子,因为过年会有好吃的、好穿的、好玩饿,大一点的孩子更可以摆脱平日的“劳役”,因此会开心个不停。
或许怪那时的日子太过清贫,平日里要吃得上一顿好的是极不容易——吃得上肉的人家很少,一般人家除非是有贵客来的时候,孩子们才勉强可以解一解馋;或就是在走亲戚,“吃酒”的时候。那时候,寨里要是谁家有红白喜事,帮忙的大人总是带着孩子,并且趁人不注意把一两片豆腐或其他什么吃的塞在自己孩子的嘴里。
又或许是那时的生活过于枯燥,所以人们在玩的都比较简单,快乐也简单,但大家都很知足,生活平平常常的过,日子顺顺溜溜地流。那时过年,大人们总喜欢凑在一起玩纸牌,玩牌的方式简简单单:一副扑克变换着玩“上游”、“怪噜”、“三五反”之类,输了的就罚站或钻“板凳脚”。(我就是那时常跟在父亲身边问这问那的,现在还清晰记得那些玩牌的花样。)大家共娱共乐,输了牌却赢回快乐,大家都觉得自己是胜利者。
父亲喜欢在大年初一、初二的白天和晚上翻起民间手抄或刻印的《柳荫记》、《八仙图》之类的书唱个不停,他周围就围着妈和其他年轻年老的妇女,动情处大家唏嘘喟叹,有的还流眼泪,听不明白的时候大家就议论纷纷。我们那一带像父亲年龄差不多的男女都会“唱书”,几年前回家过春节还听父亲给妈唱了几段,很是动听。
对我而言,那时爸唱书的声音就是最好的音乐,所以对一些如“攒十字”、“莲花落”之类的唱腔至今还有印象。那时寨里有一台唯一的收音机,音乐从那个小东西里飘出——很悦耳,多是些“朝霞——啊——映在——阳城——湖上——”,偶尔也飘出“何日君再来”的感慨。但这种奢侈的声音我们很少听到,有时只是在较远处聆听。有收音机的那户人家很少放歌给我们听,一般要有客人来或过年的时候才能听到,更别说是亲自看看摸摸那“小家伙”了。我的记性一向很好,只要那家人放歌,我听一遍就能“哼唱”了。
那年头,寨里没有通电,收音机只能用干电池,舍得买电池的人家很少——别说用收音机了,就是用手电筒的人家也很少,我们家那时点的是煤油灯。用油灯灯芯也不敢做大,晚上睡得很早,一般晚饭后就洗脚熄灯就寝;有时熄灯后坐在火炉边听母亲讲“老熊婆”、“七姊妹”和其他的民间传奇或鬼故事。那时听鬼故事时尤其着迷,但一定用坐在爸和妈之间,不敢靠近门,生怕有个东西推门而入把我抓去。我哥不同,从小到大都不相信有鬼,晚上再怎么黑也敢出去解手——我那时最佩服他了!妹妹还在呀呀学语,只有哭的份,享受不到我听故事的高兴和怵悚。但不知怎的明明害怕,却用缠着妈一遍又一遍的讲,自己就一边听一边幻想一边害怕了。
至于玩的呢,就简单得过分了。除了“抓瞎猫”、“躲猫儿”或学唱花灯外再无其他花样,但那时过年,我们就成天跳来跳去,唱来唱去,变换着玩熟悉的游戏,快乐无穷。有时被大一点的孩子欺负,哭一阵鼻子,又笑眯眯地跟着玩去。
“过年”这一词在那时是什么概念?我只记得那种兴致了。以至以后长大在寨里老祖公那里听他“摆大传”,读那些《征东》、《征西》的几百部“大传书”都无法把儿时的记忆抹灭。
但这些年,从我九八年起异地求学直到工作数年后的今天,我对过年的兴致淡得很,真有“过年如过关”般艰难的感觉,真正感受到一个成年人的悲哀了。
要说这几年,要穿有穿,要吃有吃,要享受有享受,哪里不比儿时的条件强?家里不是早有了彩电、音响了吗?不是有三五好友常在一起把酒言欢吗?但总觉得少了些实在。
过年真正的快乐是属于孩子们的。但我对他们的玩法有些不一样的感触。很多孩子在家看套碟,对武侠大戏里的动作津津乐道,大一点的孩子们聚在一块玩着纸牌输压岁钱,也有凑在屋子里看大人们“砌方城”玩通宵的。
而我现在的娱乐也只是看看春节的电视节目和玩玩麻将了,偶尔对着麦克风唱几首歌。回家过年又有什么好玩的呢?不过是为了陪着双亲,一家人吃汤圆,一块看“春晚”,话话家常,如此的简简单单。只是给儿时给我唱书讲故事的父母一丝宽慰,让他们在年老的时候感受到全家团圆的满足——作为父母,或许他们每年的愿望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