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家的次数少，这是我心中的痛；而每次回家，母亲都会做一桌好吃的饭菜，像待亲戚一样接待我们。仿佛我们的回去，不是去看望母亲，而是对母亲的恩赐，这更让我痛上加痛。

　　母亲打心眼里盼着我们回家，盼着和我们坐在一起，说话唠嗑，吃顿团圆饭。母亲高兴给我们做饭。但是，每次做饭前，母亲又总是顾虑重重，尤其是用手和面时，母亲更会面露难色，或者说是愧色。母亲不好意思地说：“看我这手，都洗了好几遍了，就是洗不干净。做了饭，怕你们不吃。”说着，母亲把手伸到我们面前。

　　这是我这样仔细地看母亲的手。母亲的手已经老了，已经老的不成样子。手掌和手背都高高的肿起，把本该有的皱纹，都拉平拉直了，就像母亲亲手蒸出的馒头；五根手指就像五根干瘪的枯树枝，黝黑，粗糙，弯曲，没有一点儿美感；手指骨节处裂开了一道道的口子，像张着的嘴，吃进了很多的沙子，消化不了，堆积在肉里，再也洗不下去。

　　我常想，我的母亲天生就应该是个庄稼人。她的宽大的脚板，可弯曲的膝盖，厚实的手掌，都是为土地而生的。母亲不习惯城市。城里的路太硬了，楼太高了，车也太多了。在城里，母亲总会被硌疼了脚，总会迷失了方向，总会找不着回家的路；在城里，母亲会手足无措。可是一旦回到农村，母亲无论做什么，都会觉得顺心顺手。她的脚板可以轻巧的走田间小路，她的膝盖可以在土地上任意的摸爬滚打，她的手可以随意抚摸地里的每一株庄稼，她的心容易满足收获后的简单快乐。

　　每年春节过后，日子还没有走出正月，母亲便开始了一年的劳作，或者说，一年的劳作开始了。母亲端来一簸箕花生，坐在正屋靠窗下面的一个小凳上。早春的阳光总是很好，透过窗户，落在母亲的身上，暖烘烘，像给母亲穿了一件花棉袄。母亲开始剥花生。这是本地特有的一种小花生，个头小，果仁儿瓷实，和花生皮之间几乎没有缝儿，摇一摇，没有“哗楞、哗楞”的响动，剥起来，也没有“嘎巴、嘎巴”的脆声。这种花生不好剥。我曾陪母亲剥过，但没多会儿，手指肚就受不了了，生疼生疼，而且还起了一个白色的小肿包。到了晚上，躺在被窝里，手指肚还一涨一涨的，火辣辣的疼，好像里面的血液都沸腾了，要溢出来。而母亲则很平静，不慌不忙，一粒一粒地剥着，脸上还含着浅浅的笑，好像眼前这一簸箕种子，早已变成了千千万万个花生，把我们的西屋都盛满了。家里有十几亩的空闲地，而这十几亩地的种子几乎都是母亲一个人剥的。我不知道，这要花费母亲多少个日日夜夜，又有多少个夜晚让母亲辗转难眠。但我知道，在这些寂寞的日子里，母亲的手，会由疼变麻，由麻又疼，最后，直至老茧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