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虚九岁开始上学。那时，国家为了方便孩子读书，在农村开办了许多教学点。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们队里的一位大嫂。她瘦高个，背有点驼，脸看上去没有肉，是一层皮包着颅骨罢了，高鼻梁，一双大眼睛深深地陷进了眼窝。学校就设在我家隔壁的堂屋中。几个比我年纪稍大的孩子和我一样，从家里搬来参差不齐的桌子，摆在那里，女老师便教我们：“上、中、下，人、口、手，……”了。母亲看着我能上学，能读着老师教的句子，不知有多高兴。读着读着，可惜不到一个月，老师死了。后来，听说是严重的肺结核病，蛮传染的。幸亏我们没被传染。这样，我们挨过了一年。

　　六八年春，我们转到太屋读一年级。上学期学校前后换了几个地方，也换了几个老师。那些老师都是由生产队里的会计充当的，认识几个字。我们班也是半耕半读形式，即每天上、下午只到一次学。直到一年级下期，我们才正式走进潘祥小学。那里的老师是国家派来的，我们规规矩矩读了半年。学校基本不要学费，只交几角钱的课本费，笔和本自己买。所有费用都是我自己砍柴挣钱自付的。没有拿家里一分钱，母亲也没钱给我。那时除了买柴能换点小钱外，别无分文收入。

　　六九年，福星小学（就是现在的上潘小学）建好了。学校迁进了新址，我就进入了福星小学读二年级。母亲特地为我缝制了新书包，所谓书包，不过是找来两块未破的布，用针线缝成口袋状，安上带子，能背在肩头而已。只知道母亲很高兴，一个劲地说：“要听老师的话，好好读书，不要跟别人吵架，放学早回家。我们扰不起别人！”母亲说最后一句时，眼里明显含着泪。

　　从二年级到四年级，我在福星小学混了整整三年，这正是“文革”后的时候。文化课只是一种形式，各种政治活动充值着校园：军训、劳动、政治、批斗会、红小兵闹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