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老师的生命已是深秋了，如一片黄叶挂在树梢，摇摇欲坠。

　　站在阳台上，默默望着火红的的夕阳火红的晚霞，沉思夕阳走过的路，也沉思我在中学走过的路。

　　八十年代末，随着父母从北到南的搬迁，让我无可选择又必须选择的来到这个身处城乡结合处的偏僻的学校。好歹是重点，姐姐如是说。

　　学校的院子大而空寂，除了教学楼和图书馆外，其余的都是矮小简陋的平房。沿着弯弯绕绕延伸到各个角落的水泥路面，尽头那间最为破旧的就是姜老师的“府第”了。没有院墙的房子对面有一棵梧桐树，伸展的枝叶左右斜逸着，晓风吹过，说不尽的柔媚婉逸。窗只有一扇，斑驳着红色的漆，窗台上永无变动的摆着一双白边圆口布鞋，一穿四十年的布衣教书匠就穿着这样的鞋走进我们的教室。

　　初识姜老师，有数不清的厌恶，不是班主任老师的他话很多，要都是天文地理历史的也还好，反正他很博学，好象无所不能，（这有许多同学恶作剧地考问他为例，很多，不详述）怕就怕他百事忙，上课打个瞌睡看本闲书都成了他唠叨的重点，几次三番后，一贯懒散的我对他的劝告反感至及。那时，我一心想调到不是他任课的班上。

　　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却改变了我的念头。

　　那次考试好象很重要，一改平日小考的规矩，一人一张桌子，两个监考老师轮流地在教室巡查。我有些紧张，急急忙忙地答着平时很少复习的题，这时我桌后的欢用笔捅了我一下，我微微回头，她正挤眉弄眼的拎起卷子指着第四题，一副求告的意思，我心里更急，一时脱口而出，“我也没作呢！”这一声并不高，但在静谧的教室里却如响雷，同学们纷纷抬起头来，向我们张望着。监考的女教师闻声奔过来，不问青红皂白没收了我的卷子，我流着眼泪低着头向外走去，这时监考的另一位老师，也就是姜老师在关键时刻说了一句，让她回去作吧，她又没有作弊，这样轰她出去，也许会影响她一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