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完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内心如同被什么划过了一样，久久地沉浸在“八十年代”的氛围里，那是一个让我充满了向往和崇敬的年代，当时的每一个精神细节都深深地触动温暖着我，让我沉潜也让我明亮 。

　　我看到了自己曾期盼过的一切，它们在八十年代生动而真挚的发生过，那是一个无法复制和重复的激情年代，映照着整整一代人的精神图谱。热诚、浪漫、理想主义、文化、启蒙、使命感、友情、迟到的青春……成了回顾那个年代最好的关键词。而作者则通过对阿城、北岛、陈丹青、陈平原、崔健、甘阳、李陀、栗宪庭、林旭东、刘索拉、田壮壮的访谈，以个人化叙述的视角来展现那个年代。在回忆中反思着那个年代的文化动因和历史意义，也折射出了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追求。

　　经过了多年的国外“漂泊”生活后，现在的北岛更加的冷凝和沉稳，他对“八十年代”的回忆充满了他的个人体验和反思。北岛谈到了当年大家对文学的虔诚和具有象征意义的西单民主墙，与“星星画会”、“四月影会”等艺术团体的交往，这些贯穿在了《今天》创刊前的思想“潜伏期”、《今天》的创刊、停办和复刊这条主线之中。而《今天》或者说是“朦胧诗”所展现出来的八十年代成为了诗歌的黄金年代，人们对诗的热爱和激情达到了一个顶峰，但那样一个短暂而特殊的时期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时代语境：政治上的相对开放，商业主义的时代尚未到来。而在今天的现实参照下那时的“辉煌”则具有了一种意味深长的隐喻意义。但那一切都在八九年后以一种悲壮的方式结束，知识分子的困顿与失落在都在九十年代的商业大潮后以一种喜剧的方式转变了，这也就引出了陈丹青的访谈主题：个体在时代面前的自我书写。他在访谈中依旧不改其愤世嫉俗的风格，眼光犀利而独到。陈丹青1982年就出国了，因此他对八十年代的回忆和反思就有着其独特的异域视角，他提供的是一个当年作为“先锋”、“代表”式的人物出国后的迷惘与觉解，在一个崭新的空间里的失落与探寻。而他对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的集体转型的批判也反映出了他站在不同空间里的思考纬度。中国的知识分子脉络在商业主义的大潮下突然的中断，他们集体抛弃不久前的价值观，而这种所谓的自我调节、自我蜕变的处世态度在中国又何曾只是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呢？这难道不是我们国民性格中的“特色”吗？所以，中国不会出现哈维尔那样一路坚持信仰，稳定燃烧自己的知识分子，政治制度上的弊端和社会环境的喧嚣只会让许多试图坚持的人沉没在人性的洪流里，上演着宿命的轮回。我想这也是八十年代作为一个心理坐标而凸现珍贵的地方所在吧。他们的浪漫与追求；他们的坚持与热情；他们对文化的热切与自我心灵的重视都成了今天这个世俗物欲年代的巨大讽刺，隐喻在了时间和历史的河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