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脖”这一温馨的称谓，反映了中国微博用户对这一新兴媒介产品的钟爱。微博这一新的媒介形态经过商业网站的成功推广以及微博用户的接力追捧，被迅速制造成一个巨大的媒介神话。一种传播媒介要普及到5000万人，广播用了38年，电视用了13年，互联网只用了4年。微博的发展速度更是惊人，仅用了14个月，微博用户数量已超过7000万。

　　微博在中国媒介生态中，其意义不同寻常。它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媒介革命。微博一小步，媒体一大步。微博所释放的“微动力”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公共与私人交往方式。这一被中国网民热捧的新媒介甚至成为穿越信息黑洞的牵引力量。

　　其实，小小的微博承受了不少不能承受之重，承载了过多的光荣与梦想。在微博的八面风光的背后，我们需要追问和思考这一新兴媒介功能的宽度与限度。

　　尼尔·波兹曼认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波兹曼看来，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波兹曼曾认为，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共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他甚至顽固地认为，400年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印刷术利大于弊。我们现代人对于智力的理解大多数来自于印刷文字，我们对于教育、知识、真理和信息的看法也是一样的。印刷时代成就了思维的系统性和深度，而电视媒介则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的形式。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波兹曼的这种观点，不无偏激，但有一定道理。

　　微博催生我们的公共生活，但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我们的思想深度为代价的。如波兹曼所认为的印刷媒介成就了思想的深度以及公共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系统性。阅读和写作成熟于印刷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