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优秀之作，在创作背景上都是作者因倡导革新不成而被贬降职后的发愤之作，都是为表述他们虽遭贬谪却仍存济世安民之心的主题的散文名篇。尽管这两篇佳作在主题立意方面相近，但在结构技巧、语言表述等方面却又迥然不同，既可谓异曲同工，又各有其妙。

　　结构技巧不同

　　这两篇佳作文不甚长，但思想深邃，足见结构技巧之高超。《岳阳楼记》开头两语三言，扼要叙述修楼作记之事，中间以 “得无异乎”这一反问既开启下文对阴晴悲喜之景的描绘，又为最后精辟的劝勉说理阐明志趣安根设伏。文虽短却“以事出景，景中有情，情中潜理，理中蕴情，结构严谨、清晰、自然而又不失波澜。”在行文上作者可谓精心构思，严密组织，使得全文跌宕而又自然，有时似乎文意已尽却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明明是酣畅淋漓洋洋洒洒的描写的却非要旨，也非闲笔，层层推论正儿八经道出的似正确，却又以否定。《醉翁亭记》却以“醉”“乐“二字提挈全篇，连缀全篇，使得文章环环相扣，构思精巧，开篇似长镜层层推近，点出醉翁亭及其得名并自然引出山水之乐、游人之乐、太守的醉与乐。作者又巧妙地运用了照应和伏笔。“醉”是现象，“乐”为本质，“乐”是“醉”中之乐;“醉”则因“乐”而醉。“醉”“乐”一隐一现，一明一暗，联前顾后，前伏后应，不蔓不枝，一气到底，形成了谨严而完整的艺术构架。

　　语言表述不同

　　《岳阳楼记》为阐发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进步思想和伟大政治报负，采用了记叙、抒情、议论相结合的手法，借景抒情，情景交融。语言上骈散结合，抑扬顿挫，参差错落;短语成对，琅琅上口，婉转有力，文章既整饬严密，句丽辞畅，又张弛有度，议论纵横。且造意深刻，造词精警，读之，音韵铿锵，思之文情壮美。《醉翁亭记》却不用议论，只在记叙描写抒情中表达他的寄情山水，与民同乐思想，借以排遣他抑郁复杂的思想感情，可谓情景交融，意境相谐。语言上则多用长句且长于对偶，有单句成对的，有双句成对的也有三句成对的。醉翁用它叙事，则明快简洁;用它写景则物美境幽;用它抒情则深沉含蓄。特别是二十一个“也”字的运用，又使得文意层次分明，语感节奏起伏，音韵和谐悦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