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从北京南归，在天津搭了通州轮船，便是去年曾被盗劫的。盗劫的事，似乎已很渺茫;所怕者船上的肮脏，实在令人不堪耳。这是英国公司的船;这样的肮脏似乎尽够玷污了英国国旗的颜色。但英国人说：这有什么呢?船原是给中国人乘的，肮脏是中国人的自由，英国人管得着!英国人要乘船，会去坐在大菜间里，那边看看是什么样子?那边，官舱以下的中国客人是不许上去的，所以就好了。是的，这不怪同船的几个朋友要骂这只船是“帝国主义”的船了。“帝国主义的船”!们到底受了些什么“压迫”呢?有的，有的!我现在且说茶房吧。我若有常常恨着的人，那一定是宁波的茶房了。他们的地盘，一是轮船，二是旅馆。他们的团结，是宗法社会而兼梁山泊式的;所以未可轻侮，正和别的“宁波帮”一样。他们的职务本是照料旅客;但事实正好相反，旅客从他们得着的只是侮辱，恫吓，与欺骗罢了。中国原有“行路难”之叹，那是因交通不便的缘故;但在现在便利的交通之下，即老于行旅的人，也还时时发出这种叹声，这又为什么呢?茶房与码头工人之艰于应付，我想比仅仅的交通不便，有时更显其“难”吧!所以从前的“行路难”是唯物的;现在的却是唯心的。这固然与社会的一般秩序及道德观念有多少关系，不能全由当事人负责任;但当事人的“性格恶”实也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的。我是乘船既多，受侮不少，所以姑说轮船里的茶房。你去定舱位的时候，若遇着乘客不多，茶房也许会冷脸相迎;若乘客拥挤，你可就倒楣了。他们或者别转脸，不来理你;或者用一两句比刀子还尖的话，打发你走路——譬如说：“等下趟吧。” 他说得如此轻松，凭你急死了也不管。大约行旅的人总有些异常，脸上总有一副着急的神气。他们是以逸待劳的，乐得和你开开玩笑，所以一切反应总是懒懒的，冷冷的;你愈急，他们便愈乐了。他们于你也并无仇恨，只想玩弄玩弄，寻寻开心罢了，正和太太们玩弄叭儿狗一样。所以你记着：上船定舱位的时候，千万别先高声呼唤茶房。你不是急于要找他们说话么?但是他们先得训你一顿，虽然只是低低的自言自语：“啥事体啦?哇啦哇啦的!”接着才响声说，“噢，来哉，啥事体啦?”你还得记着：你的话说得愈慢愈好，愈低愈好;不要太客气，也不要太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