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先生是个内向的人，腼腆的人，从品行上说，绝对是个正人君子，看看他讲课，就知道这是怎样一个忠厚人了。

　　他那时是矮矮胖胖的身体，方方正正的脸，配上一件青布大褂，一个平顶头，完全像个乡下土佬。讲的是扬州官话，听来不甚好懂，但从上讲台起，便总不断地讲到下课为止。好像他在未上讲台前，早已将一大堆话，背诵过多少次。又生怕把一分一秒的时间荒废，所以总是结结巴巴地讲。然而由于他的略微口吃，那些预备好了的话，便不免在喉咙里挤住。于是他更加着急，每每弄得满头大汗……一到学生发问，他就不免慌张起来，一面红脸，一面急巴巴地作答，直要到问题完全解决，才得平舒下来。

　　这是北大刚毕业，在杭州第一师范教书时的情形，他的学生魏金枝记下的。后来当了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情况是不是好了呢?没有好多少。下面是他的学生吴组缃的回忆：

　　我现在想到朱先生讲书，就看见他一手拿着讲稿，一手拿着块叠起的白手帕，一面讲，一面看讲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总是不很镇定，面上总是泛着红。他讲的大多援引别人的意见，或是详细地叙述一个新作家的思想与风格。他极少说他自己的意见;偶尔说及，也是嗫嗫嚅嚅的，显得要再三斟酌词句，唯恐说溜了一个字，但说不上几句，他就好像觉得自己已经越出了范围，极不妥当，赶快打住。于是连连用他那叠起的白手帕抹汗珠。

　　他的婚姻状况

　　朱自清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1916年考入北大预科，当年寒假里回扬州老家结婚。妻子武钟谦，扬州名医武威三的女儿，朴实、文静，在前面引用过的那篇文章里，魏金枝说，"至于我们的朱师母呢，也正和朱先生是一对，朴素羞涩以外，也是沉默，幽静。除开招呼以外，不大和我们搭腔，我们谈着，她便坐在床上做活"。1929年11月，夫人在扬州家中病逝，32岁，遗3子3女。朱先生与夫人同岁，都是1889年出生。

　　第二次是1932年8月，与陈竹隐女士在上海结婚。陈是四川成都人，少先生7岁，毕业于北平艺术学院，为齐白石、溥西园的弟子，工书画，善度曲。婚后随夫北上，住在清华园里。抗战爆发后，朱自清独自赴长沙，又转赴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陈由北京赴昆明与丈夫团聚。抗战后期，带着孩子住在成都。

　　对武钟谦夫人，朱自清的心里，始终充溢着真挚的情爱，《给亡妇》可说是一曲爱的颂歌。现在要说的是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若是刚刚去世，痛不欲生，秉笔为文，自在情理之中。但愿是这样，然而不是这样。文末标明的1932年10月，是武去世3年之后，又是新婚3月之内。文中有"孩子都好，我们一定尽心教养他们"之语，是不是也有一点"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的意思在里面呢?

　　单就这篇文章立论不免轻率，从此后朱自清的《日记》中寻按，就不能说无影无踪了。

　　1933年1月15日，也就是《给亡妇》一文写罢不久，朱自清"在平伯处打契约桥眚，并吃晚饭，归时竹似怒"。此后夫妇间小的龃龉，在日记中时有所见。有时纯属记事，却不能说没有怨怼之意，如"竹病中延一中医诊治，竹信中医甚笃，然中医诊金昂甚"(1935年1月14日)。又如"晚竹谓予近太懒，为之惕然" (1933年3月6日)。

　　有没有大的龃龉呢。

　　有一个时期，朱自清对他的夫人，似乎已不只是怨怼了。1934年1月2日记：

　　入城至吴宅，吃牛肉锅，极美。食毕跳舞，余兴致先不佳，后较好。舞得非常生，只一次合上拍子。竹跳甚多，其履不佳，一胫常外歪斜，又身子不直，显得臀部扭得厉害，然甚剌戟余也。

　　徐志摩一度对陆小曼失望后，曾在日记中写道："爱的出发点不一定是身体，但爱到了身体就到了顶点。厌恶的出发点，也不一定是身体，但厌恶到了身体也就到了顶点。"可不可以把这句话转用在这儿呢。还是不要吧。那就都让一步吧，你也得承认，朱陈之间的关系，不像一些传记里说的那么好。

　　抗战后期在昆明，朱先生那么艰难地活着，冬天甚至披着赶车人穿的光皮板子(俗名一口钟)御寒，这在当时的大学教授里，是绝无仅有的。撙节下来的钱，乃至是借来的钱，按时寄往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