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文字的特点

　　常常有许多作家提到对个别词汇的欲罢不能，张爱玲也是。她的小说语言色彩鲜明浓厚，音调铿锵，特数字词所具有的气味颜色，音高质感都能被她运用得淋淋尽致。

　　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中国现代女作家。原名张瑛，出身名门。1939年考入英国伦敦大学，因二战改入香港大学。1942年返回上海，开始以文谋生。在《泰晤士报》、《紫罗兰》、《万象》等报刊杂志发表大量作品。张爱玲擅于将西方小说艺术与中国传统小说结构相结合，以上海、香港为背景描写两性关系、婚姻关系。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其前期作品结集为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影响深远。张爱玲于1952年赴香港，1954年发表长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1955年赴美，1977年发表《红楼梦魇》。1995年逝于美国洛杉矶。本文从女性文学批评的角度对张爱玲的前期作品进行研究，揭示了张爱玲女性写作的独特表现：以上海、香港十里洋场半官半宦人家的女性生活为故事背景，深入透视剖析女性心理，成功运用月亮、镜子两种具女性内涵的意象，对女性内在的奴性意识做了全面自觉的曝光。

　　张爱玲通过写作实现了对女性自身传统意识根本的扬弃和批判，超越了“五四”新文学中的女性作家。张爱玲对女性病态意识的揭示填补了民族文化心理建构方面的一个空白。张爱玲的女性写作的成功与家庭影响、个人经历、特殊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张爱玲女性写作的题材和风格给后人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1943年她成为职业作家，并以第一 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举成名。

(一)、张爱玲写作手法

　　张爱玲虽被评价为“旷世才女”，但她一生曲折坎坷，最后魂断异国他乡。她的生平让她始终不能摆脱从内心里流露出来的衰颓时代所独有的悲哀和深刻的苍凉感，这对她小说中悲凉气氛形成了影响。女性意识的显现经历了偶露峥嵘、蓬勃发展、全面深化和黯然消亡这四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张爱玲借助三篇少年习作完成了其女性意识由不自觉向自觉的转向,初步显现其女性意识;

　　在第二阶段,张爱玲以两性关系为切入点,小说创作由从传统的男女关系出发去反思女性的生命存在的视角,转到书写男女两性的平行关系,再转向到颠覆传统男尊女卑关系书写男女关系的错位和倒置,其女性意识得到强力彰显和蓬勃发展;

　　在第三阶段,张爱玲小说从男女焦虑、女性尴尬、女性裂变、颠覆男性等视角全面审视了在男性强权笼罩下女性存在的种种状态,实现了其女性意识的全面深化;

　　在第四阶段,随着远离大陆熟悉的环境,再加上种种原因的存在,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中要么背离了女性主义书写传统,要么仅仅重复曾经有过的视角和主题,其小说创作由于创造性、开拓性不够显示出女性意识的匮乏,张爱玲小说的女性意识也就此迈向了黯然消亡的终点。由于从小就受到中西文化冲突下的教育，构成了张爱玲中西杂糅的人格。加之她命运多舛，导致了她的性格也极其矛盾：虽然贵为名门之后，却一生多孤独，还骄傲的声称自己不过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的文字悲天悯人、通情达理，而她本人却孤僻寡情、与世隔绝、我行我素;她将生活艺术化和享乐化，但文字中却充满了悲凉和贵族没落、世事沧桑、处境逼仄，因此不论她得人生，还是她得文字，都少不了一种孤独无依的悲伤，和难以把握的失落的凄凉。

　　张爱玲的作品大多以没落家庭中男女情感、家庭伦理为题材，她以清贞决绝的生活态度，苍凉华丽的视野，奇崛冷艳的雅俗之美，凄绝的笔调，奇妙的意象，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苍凉的传奇。男女主人翁爱与恨的交织，是张爱玲小说中的恒久主题。她把自己对时代的内心焦灼，投影到自己的小说中，营造了苍凉的艺术氛围和人物心境，并且始终无法摆脱这种悲哀和苍凉感。以其凄艳的笔调，诡异的意象，独特的人生体验，为世人留下作品.她仗着女性的直感和她善悟的聪颖，以独特的手法，运用淋漓尽致的心理剖析和纯熟的语言技巧，塑造了四十年代中西文化交融下产生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写出了由男性作导演的女性生存状态，并通过她们的缺乏独立意识的卑弱的表现，让人看到这些可悲女子陷于用金钱编织的罗网而不能自拔的命运，让人透过传奇性的故事看到世态的炎凉，并由此深刻挖掘了产生这一历史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和心理根源。

(二)、张爱玲写作背景

　　她所出的时代是价值冲突的时代，她有着深刻的觉醒意识.在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与个人存在价值的探索中，她是大无畏的，也是痛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现代女性“人”的觉醒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当女作家思索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境况时，她们开始摆脱封建传统观念强加给她们的思维方式，挣脱“他者”话语的束缚，试图以“我”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可以说，在五四时期，女性解放首先是通过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发泄“自我”的方式来加以体现的。

　　“五四”女性小说一开始就表现了自己不同于男性的特点，当男作家在时代的大潮中极力捕捉社会的种种问题时，女作家却更倾注于女性个人的真实、复杂的心理感受。

　　女作家们及时地把握住历史赐予的最佳时机，他们从长期被压抑、迫害的境地中冲出，迫不及待地抒发“自我”，控诉封建旧礼教的罪恶。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作家表现自我的欲望如同刚开闸的潮水，急不可耐地奔涌出来，但这一时期的女性创作都缺乏一种自觉的文体选择，而当时文坛表现社会问题、家庭问题的题材、主题已经十分流行，因此女作家所面临的是用什么样的文体、从什么角度来表现的问题。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女作家们最初并不善于自我表现，因而女作家“追随日记和回忆录的作者的早期传统”，从“女性局部经历中取材”，从身边事实中取材，使其创作“带有自传性质”。

　　“五四”女作家向“自我”的内转，正说明了她们创作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与自省，应该说是女性文学的进步，她们开发出了一个特殊的领地.张爱玲也象“五四”以来的大多数女性作家一样选择了自传性的文体来进行真正女性写作的艺术尝试，从张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对人性中自私、冷漠、残酷的揭示，有她自己生活经历的现实基础，但这个现实是在她“主观放大镜”下的现实，有别人达不到的深度，也有难以避免的偏颇。从她作品中人物内心的体验，可以看出作者自己的内心体验;从她对人物的剖析，能看出她的主观色彩与自己生活经历的投影。关于人生的思考，两性的关系，人的生存状态等问题，张爱玲以自身的体验在作品中做出了回答。张爱玲家族无可挽回的衰落使她对世事无常有了深切的体认，并形成了异常独特的感知方式，她总是能够敏锐的捕捉到蕴含在寻常事物里的荒凉和破败. 她对女性灵魂的审视与理想世界的追寻是一贯的.她对女性人物的刻画与女性出路的思考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