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第十二章《流言》

　　引导语：《张爱玲传》是中山大学教授张均从男性角度解读一代才女张爱玲的传奇人生。下面是小编收集其中的第12章《流言》原文，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传奇》出版几个月后问世的《流言》花费了张爱玲更多的心血。按照当时她在文坛上的赫赫名声，她的书销路不用愁，出书根本无需她费神，以《杂志》出版社对她的推许、优待，再替她出一本散文集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可是张爱玲宁可自己来张罗。她找到一家出版公司，而后从备纸张、跑印刷到校对，全部一手包下。可能她觉得这样出出来的书更能满足她的一些细致的研究，更能让她称心如意。也许亲手操持，眼看着自己的作品一步一步变成一本漂亮的书，这过程本身就有一种趣味。

　　沦陷时期纸币不值钱，物资紧缺，家家户户都忙着囤货，囤什么的都有。张爱玲除了像《童言无忌》中戏说的“囤”过没要紧的几块衣料之外，还当真有派上了用场的囤积。当时纸张的供应非常紧张，她便囤下一些白报纸，连晚上睡觉也睡在上面，异样亲切欣喜地有一种踏实感。《流言》就是用这些囤货印的。

　　她集了自己身着各种衣装的照片，半身的、全身的，各种姿态、情调的都有，并且精心勾了一帧自画像放在卷首，又从自己的画稿中细心挑出一批速写，作为书中的插页。总之是力求将这书弄得别致，从里到外都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张爱玲的书。为了书她不惮烦难一遍遍跑印刷所。原来像这样事务性的奔走以及与人打交道，她皆以为苦，现在似乎乐此不疲，最后居然接洽得两不吃亏。凡此均反映出她愉悦的心境，人逢喜事精神爽，她之对生活充满兴趣，她的焕发的精力都从这里来。

　　《流言》不及《传奇》读者的众多。《传奇》问世后当月即再版，其后又出增订本，《流言》初版虽然很快就再版，但抗战胜利后没有再印过。张爱玲在沦陷时期发表的散文多有未及收入《流言》者，没有像《传奇》一样出增订本，可能是张对它们不像对小说那样重视，但《流言》在普通读者中的影响和号召力不及《传奇》，可能也是一个因素。有趣的是，当代的读者似乎更偏爱《流言》，至少对她的兴趣一点也不亚于《传奇》，祖国大陆以各种名目出版的张爱玲散文集不下十数种，而《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可以登上畅销书排行榜，便是证据。此外，如今模仿张氏散文风格的人也远较模仿其小说风格的作者为多。同时，张爱玲的声誉主要也是靠《传奇》建立起来的，它一直是批评注意的焦点，以《流言》为对象的批评则为数寥寥。这同文类的不同不无关系，散文的“私语”性质似乎决定了它比小说更是属于少数人的阅读的对象，我们不能想象《流言》中的哪篇文章能有《倾城之恋》的轰动效应，另一方面，对批评界而言，散文好像更适于充当欣赏而不是批评的对象。

　　可是在圈内，她的散文似乎比她的小说更能得到一致的好评。《传奇》座谈会上，发言者对她的小说赞美之余多少也还有些微词，比如善造氛围而结构稍嫌松散、全篇不如一节、一节不如一句，等等，散文虽在题外，却常是很自然地就被拿来与她的小说作比较，而比较的结果总是对她的散文有利。小说家谭惟翰称读张的散文“比小说更有味”，班公的评价则更带有史家的眼光：“她的小说是一种新的尝试，可是我以为她的散文、她的文体，在中国文学的演进史上，是有她一定地位了的。”言下之意，她的小说尚在摸索阶段，她的散文则已臻于成熟、完美。《〈传奇〉集评茶会》，载《杂志》月刊，1944年9月号。

　　一些资深的读者喜爱张的散文胜于她的小说，部分的原因与其说是他们以为张的小说尚有改进的余地，不如说他们对散文这种形式本身有更大的兴趣，像《古今》的圈子中，读散文的人肯定较读小说者为多。中国文人对“文”的重视远在小说之上，作文、读文的传统相当深厚，即使在小说地位得以提升的文学革命以后也还是如此。有教养的读者往往一入中年便不复以读小说为乐，这个圈子与文学青年的那个圈子有着两样的趣味，更执著于“天然胜于人为”的鉴赏标准，而散文以其性质似乎天生就较少人为的痕迹。正像中国画只需简单的技法，其境界的高下更取决于作画者的心性、修养、趣味一样，散文的技巧也相对简单。小说有更多复杂的营构，有更多的地方要求助于匠心--更容易分解出一个纯粹的技巧层面。所谓技巧，正是“人为”。即如张爱玲，她的散文显然比她的小说更来得从容不迫、挥洒自如。《传奇》中的小说常给人刻意经营的印象，一些篇目，其开篇、收束、布局重复雷同，易现“格律的成分”，她的散文则往往可以做到起落无迹，“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甚至她的语言文字也是在散文中更见自然流畅，小说中则时有过分雕琢的痕迹。可是将两种不同的文类硬相比附，定其高下，究非明智之举，我们只能各以其自身的尺度加以衡量。

　　然而班公对张爱玲散文下的断语仍然值得注意，而且看来不难达成共识。

　　新文学作家中散文高手不在少数。第一个十年散文被称为诸文学样式中成就最高的，既有周氏兄弟那样的大师，更有朱自清、俞平伯、郁达夫、陈源、冰心等众多的名家，不仅打破白话文不能为文学的神话，而且对后来者有示范的意义。30年代，小说、戏剧等样式渐趋成熟，而散文的光辉仍不为其所掩，丰子恺、梁遇春、萧红、吴组缃、沈从文等人的散文均自成一家。以何其芳《画梦录》为代表的精致浓丽、低吟个人幽绪遐思的散文隐然造成一时的风气。林语堂先后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大杂志，高唱“闲适”、“性灵”，有人反对，有人应和，杂文小品文杂志纷纷出现，以至文坛上将1934年、1935年称做“杂志年”、“小品文年”。抗战军兴，报告文学因缘际会，一时成为最得宠的文学样式，散文这种个人化的文体暂时沉寂，可是寂寞中也还有新人佳作出现，而一些学者也加入散文作者行列，王了一(王力)的《龙虫并雕斋琐语》、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或针砭时弊陋习，或戏语人生，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构成散文创作的特异景观。至于此时的沦陷区，由于日伪统治下的一种特殊气氛，散文反倒有一种畸形的繁荣，各种散文小品杂志数量之多，别时别地少见，又因有一些汪伪头面人物资助或加入笔阵，声势更壮，虽然并未出现多少可以自成一家的作者，却是热闹非常，俨然是又一个散文兴盛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