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张爱玲的研究已成“显学”，这昭示了张爱玲作品的生命力，它穿越时空的隧道，赢得当代人的青睐，其主要原因在于，张爱玲的作品与当代的人生活与情感发生呼应甚至产生共鸣。随之而来的是，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著作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有的研究者基于对张爱玲创作的理解与激赏，甚至断言张爱玲是除鲁迅之外最伟大的作家。果如此说，一部新文学史似乎只留下了两个作家，在“五四”和三十年代站立的是鲁迅，在四十年代站立的是张爱玲。如果用张爱玲来代表四十年代文学，这样的新文学史昭示给我们的历史精神影是什么呢?换言之，留给后世的精神财富是什么呢?我们的后人又如何来看待这段新文学史呢?

　　笔者无意否认张爱玲的作品的艺术魅力，从个人的欣赏趣味而言，也曾深深地被张爱玲的作品所吸引，甚至陶醉于她所营造的艺术世界。然而，作为一名现代文学研究者，我不得不把张爱玲放在特定的历史时空来评判，也只有在那特定的历史时空中，才能对张爱玲更准确地进行历史定位。

　　张爱玲成名于“中华民族到厂最危险的时候”的抗战时期，置身于日寇铁蹄下的上海。在那个需要英雄、呼唤英雄的年代，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人人都成为英雄，也可以接受“非英雄”的存在，承认他们生存的权利;当时代高呼“救亡”，张扬民族激情的时候，我们也不排斥“饮食男女”的普遍人性的存在与合理;从维护个人情感自由的角度，我们也可做不对张爱玲与汉奸胡兰成之间的“倾城之恋”说三道四，毕竟那是她们个人的私事，外人不便干涉……可即便退一万步，张爱玲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她不可能完全摆脱社会对她的制约;置身于当时的时代，她可以冷眼旁观时代风云的演变，可时代的风云会拂拭到她的衣襟。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文学正需张扬人性中的社会性(更准确地讲是社会性中的民族性)的时候，张爱玲在作品中却沉迷于对“食色”这些人的自然属性的描绘与表现。她的作品因写男女情爱，也惹出读者一掬眼泪、一声叹气、一丝微笑，在当时的上海滩赢得了一部分市民读者的喜爱，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海派文学有着这样的一个读者群。海派文学也有着这样的文学传统。当进步文学在沦陷区无法生存立足，汉奸文学又遭人摈弃没有市场，张爱玲的这种表现“食色”的作品正可以在这种政治的夹缝中畅通无阻、大行其道。然而，当张爱玲“一夜间红遍上海滩”之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她绚烂背后的隐忧。她的作品躲避了对于时代大潮的描绘，之后被时代所漠视甚至遗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