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成名于本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的沦陷使她走上了作家之路。她的小说体现了当时的时代悲剧。她的作品描绘出一个个迷失了精神家园的女性和男性在生活中丑态百出的悲惨世界，具有苍凉的真实感。如《金锁记》、《倾城之恋》等等。这些小说存在着一个普遍的主题——对人性生存问题的关注，而这种关注来源于张爱玲成熟的女性意识和忧患意识。

　　对于中国女性来说，20世纪是重新认识自身、重新寻找生存位置的世纪。清末、五四两次启蒙思潮中，女性解放的根本在于男女平等，在于争取女性的生存权、受教育权、工作权、参政权、财产权和婚姻自主权。文学的女性题材血泪控诉多，情感宣泄多，而女性自身的全面体认少、深层剖析少。即便如女性文学的先驱冰心，在女性体认方面，也只是重在讴歌母亲，赞美女性的宽厚、包容、慈祥、贤淑、贞静等性情之美，而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女性的性感之美。再如反抗男权的骁将丁玲，大胆剖露女性的内部世界，并不掩饰女性的性欲追求，但其强烈的主观精神消除了静观所必需的空间距离，将全面体任化为多重苦闷的尽情宣泄，而后急于投身时代大潮的匆匆步履带起的热浪烟尘也妨爱了女性姿容的清晰展现。张爱玲则既无意于提炼理想主义的五彩石，也尽量避开时代大潮的激流，而是冷静地审视女性本体，肯定女性之所以为女性的本质及其价值。也正因其冷静的心态与内在的视角，她才能在亢奋激进的时代中注意到消沉、滞后的女性一族，才能透过喧闹或平静的表层洞察女性的灵海潮汐，才能揭破种种矫饰，指出严重的精神痼疾。

一、女性在生存交易中人性的沦丧

　　传统社会强加给女性的附属地位对女性的摧残是惨烈的，女性不独成为失去人格尊严的性的工具，甚至有时为了获得被剥夺的经济权竟连起码的性欲权利都要放弃。30年代，小说《春阳》就曾经触及这一问题，但其对金钱扭曲女性人格的表现还相当温和。清浅，与之相较，张爱玲的《金锁记》更显得犀利老练。

　　《金锁记》中的主人公生于七月而得名七巧，乞巧本指女人于七月七日夜间向织女星乞巧求智，大概也不无祝贺织女牛郎相会并希冀自身姻缘圆满之意，七巧的生存智巧不可谓不高，命运却与圆满大相径庭。在人分三六九等，婚配讲门当户对的等级社会，以她麻油店的卑贱出身要进高门大院，只能嫁给残疾二爷。如果当初与肉铺伙计朝禄婚配，自会有贫寒但充实的人生，但她与兄长选择了金钱，就注定了她要陪伴缺乏生机的肉体直至无可陪伴的凄苦命运。“她皱紧了眉毛。床上睡着的她的丈夫，那没有生命的肉体……七巧陪伴的就是这样一个行尸走肉”[1] 。健旺的生命力总要寻求自然的伸展和舒张，通常这种情况下的女性的反抗就是偷情，七巧何尝不想，她睁着眼直勾勾地盼望着小叔子季泽的爱抚。然而季泽怕惹麻烦不敢打拢，七巧为金钱计又何尝敢恣意纵情?婆婆与丈夫活着时，她带着黄金的枷锁，可是连金子的边也啃不到，只好任由炽热的欲火捉少，等她为丈夫和婆婆带过孝，金子到了口，怎肯为了季泽未必真情实意的主动上门而将金子吐出来，那是她卖掉自己的青春甚至一生换来的呀!既然已经套上了黄金枷锁，她就不得不舍弃女性应有的一切。苛酷的压抑导致严重的扭曲，轻则嘴巴没遮拦，重则心理变态到了丧失本能的母爱，无情地折磨儿女的地步。她在潜意识里把儿子当半个情人对待，“七巧伸过脚去踢他一下道：‘白哥儿你来替我装两筒’” [2] 。给儿子娶了个媳妇芝寿，却让儿子整宿给她烧烟，套问儿媳房中的隐私，“七巧道：‘她不好?哪一点不好?说给娘听。’长白起初只是含糊对答，禁不起七巧再三盘问，只得吐露一二。旁边递茶递水的老妈子们都背过脸去笑得格格的，丫头们都掩着嘴忍着笑回避出去了。七巧又是咬牙，又是笑，又是喃喃咒骂，卸下烟斗来狠命磕里面的灰，敲得托托一片响，长白说溜了嘴，止不住要说下去，足足说了一夜。就是这样套问着儿媳妇的隐私”[3]，然后广为传播，“在麻将桌上一五一十将她儿子亲口招供的她媳妇的秘密宣布了出来，略加渲染，越发有声有色。众人竭力的打岔，然而说不出两句闲话，七巧笑嘻嘻的转了个弯，又回到她媳妇身上来了。逼得芝寿的母亲脸皮紫胀，也无颜再见女儿，放下牌，乘了包车回去了。七巧终于达到了目的” [4] 。直至把儿媳折磨成肺痨致死。扶了正的娟姑娘做了芝寿的替身，扶正不到一年等不及肺痨缠身便吞鸦毒自杀了结。儿子不敢再娶，女儿长安的婚事也被一拖再拖。“也有人来替她做媒，若是家境推扳一点的，七巧总疑心人家是贪她们的钱。若是那有财有势的，对方却又不十分热心，长安不过是中等姿色，她母亲出身既低，又有个不贤慧的名声，想必没有什么家教。因此高不成，低不就，一年一年地搁了下去” [5] 。直至让女儿绝望。她被黄金枷锁扭曲了人性:人非人，女人非女人，母亲非母亲。她被黄金枷锁锁死了生命，也用沉重的枷锁劈杀了几个同性，侥幸未死的一双儿女也被她夺走了青春和灵魂。在现代文学史上，表现女性凄惨命运的文章比比皆是，但揭示出女性的灵魂被扭曲到如此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则是《金锁记》的不凡建树。

　　张爱玲用她刻薄准确的语言，作冷眼旁观的叙述，极尽揶揄和讽嘲，描写了五四前后几十年女性在生活中的挣扎，芸芸众生的生活悲剧或许更有震撼力。在张爱铃的悲剧女性中，大都是前朝的遗老遗少，有怨女弃妇。她们身上集中了中国传统女性自私、刻薄、恶毒、贪婪、无知、软弱的性格缺点，在与生活的碰撞中扭曲了甚至毁灭了人性。这一独特的视觉选择就显示出张爱玲小说别于他人的特点。作者笔下的小人物，或为情所困。或为物权所累，在家庭里、婚恋里演出了一幕幕的平实悲剧。没有大起大落，没有惊天动地，作品中充满的是平庸、琐碎、卑俗、重复甚至让人厌恶的现实生活的痛苦。

　　《金锁记》被夏志清先生誉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6]，是公认的张爱玲小说中最出色的一部。它的底本，也是有着其人物的原型的。从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曹七巧的原型正是李经述的第三个媳妇，“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穿着件深色的宽袖旗袍，倒像是和尚的法袍或是道士的道袍，从楼梯上款款下来，瘦削的脸，没有一丝血色，仿佛看到一个幽灵来到了人间……”[7]。由这一段描写看来，我们活脱脱地就看到了曹七巧。由是观之，其实张爱玲的作品都是她童年、少年时期生活的提炼，“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某种意义上就是她的生活世界——她的深恸透彻的悲凉是有来头的” [8]。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那像小型慈禧太后一般的梁太太，也是一副虚伪的嘴脸。当年梁太太为了嫁给巨富梁季腾做小，不惜与自己的亲弟兄、自己的家庭决裂，以致于声名狼藉，为的不过是贪图梁季腾的万贯家产。只待他过世，然后她如愿以偿地做了富有的寡妇，只是从来没有得到过的爱情，却让她的心变得更加扭曲。亲生的侄女来投靠她，寻求经济的援助时，她首先考虑的也不过是她自己的利害得失，她犹豫的是，“不知薇龙是否有出息，值不值得投资” [9] 。她最终收留了侄女，并以她为诱饵来吸引青年人，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人性变得冰冷可怖一至如斯!且看她对乔琪乔的一番劝告，便明明白白地昭示了她的自私和虚伪：“过了七八年，薇龙的收入想必大为减色。等她不能挣钱养家了，你尽可以离婚”[10] 。

　　张爱玲是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她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小说中的人物也几乎都是悲剧性的人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情调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故事，营造了一个又一个阴森的世界。虽然张爱玲当时所处的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香港和上海相继沦陷，但张爱玲的作品与这些并不沾边。她的小说中，几乎没有什么大人物，都是现实世界中一个个的小人物，但在这些小人物身上，我们少有看到质朴、善良、憨厚的性格，他们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倾轧下，不由自主的一再堕落。于是人性变得恐怖不堪，让人不寒而栗。

　　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诉说着无尽的苍凉，是有其深刻的时代原因和家庭原因的。她象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尽管枝叶繁茂，但她的根却始终扎在她的土壤之中，那就是她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体验。

　　我们都知道，张爱玲是晚清名臣李鸿章的曾外孙女，祖父张佩伦是“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但到了张爱玲父亲的手里，家境便日益没落。父亲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永远都躲在二楼的烟室里抽烟，性格上也暴戾乖张，铺张奢靡。母亲也出身于名门望族，是一个受到西方文化熏陶而且个性独立孤傲的新派女子。父母之间的不合由来已久，在张爱玲年仅四岁的时候，母亲终于借陪小姑出洋读书而离开了深宅大院，后来更正式离婚。张爱玲与弟弟张子静就生活在父亲和继母吸鸦毒的阴影里，有一次后母动手打了张爱玲，而张爱玲的防卫则有些歇斯底里，遭到了父亲的毒打，更在继母的挑唆下被囚禁。最后，张爱玲逃开了这个从小生活着的深宅大院，投奔到自己的母亲身边。可以说，张爱玲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遭遇赋予了她的悲剧意识，表现在作品里，就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带着悲剧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