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短篇小说《封锁》是张爱玲的代表作之一，故事描述了某天旧上海在电车被封锁的短暂一刻中上演的世态人情。该小说的词汇艺术具体体现在“语体渗透”、“叠字组合”和“雅俗共赏”三个方面。

　　张爱玲的《封锁》描述了1943年8月的某天旧上海在电车被封锁的短暂一刻上演出的世态人情，小说没有回环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纷繁复杂的人物构成，也没有直白通透的情感流露，有的只是一种漫不经心的冷静叙述，却拥有振聋发聩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当然与张爱玲高超的写作方法和用词技巧密不可分。这里，我将试着抛开以往学者对该作品思想主旨和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分析，而单纯地从词汇学的角度探究该作品的词汇艺术和用语特点，并以大量具体实例加以说明。毫无疑问，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是极具时代特色的，它虽然基本完成了新旧文学之间的嬗变，却仍处在探索并亟待完善的风口浪尖，张爱玲是当时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她拥有丰富系统的文言知识，也接受了新文化和现代西方文明的浸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的结合使她的作品在词汇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古典性和现代性，并且这两种特点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渗透、互为表现的，故张的作品总是显得精美婉丽，同时又显得大胆新颖，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特殊美感。下面我将试从“语体渗透”，“叠字组合”和“雅俗共赏”三方面详细分析张爱玲的《封锁》，以此探究深藏在作品文本背后瑰丽华美的词汇艺术。

　　一、语体渗透――突破常规的“准点到达”

　　在品读张爱玲的小说作品时，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感受到一种使作品语言极具张力的“语体的交叉与渗透”。那么，什么是语体的交叉渗透呢?在我们目前的现代汉语中，较为通行的分类方法是：先分为谈话语体和书卷语体，书卷语体再分为政论、公文、科技和文艺四体。不同的语体因为交际区域和交际任务等因素的不同，具有各自的言语风格特点，各语体之间具有排他性，但是，为了表达的需要，不同的语体之间会发生交叉渗透的现象，一种“语体”借用其他语体的一些“专用”表达手段，来提高表达效果。而所谓的“语体渗透”，其实就是不同语体间通过各自“专用”表达手段的交流，将适于某一交际目的的手段经功能改造而运用于某一别的交际目的，从而形成了一种语体包含有其他语体的某些成分，兼具其他语体的某些特点的一种语体现象。[1]而小说显然是文艺语体下位语体中的一员，张爱玲生活在较为现代化的上海，新事物不断得到催生，她就不自觉地便运用了语体交叉的表达方式，从政论语体，口头语体，公文语体，科技语体等语体中借用了一些语言要素，提高了语言表达的效力和美感。在张爱玲的《封锁》一文中，“语体渗透”这一特点就显得格外明显，例如：(1)老头子左手坐着吴翠远，看上去像一个教会派的少奶奶，但是还没有结婚。她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很有点讣闻的风味。(2)吴家是一个新式的，带着宗教背景的模范家庭。家里竭力鼓励女儿用功读书，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了顶儿尖儿上……(3)他认得出那被调戏的女人的脸谱――脸板得纹丝不动，眼睛里没有笑意，嘴角也没有笑意，连鼻洼里都没有笑意，然而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一点颤巍巍的笑意，随时可以散布开来。

　　显然，例(1)中的“讣闻”的语体是适用于某一特定场合的公文语体，张爱玲借用了其中的某些要素形象生动地刻画出了吴翠远素整规矩的衣着特点，同时也利用“讣闻”这一词语的严肃性，暗示了女主人公在生活中的严肃、刻板、不苟言笑并缺乏活力的特征，产生了一种近乎白描的表达效果。再如例(2)中的“顶儿尖儿”一词，分明是口语语体中的一个要素却被用到文艺语体中，这种创造性的用法把翠远家人鼓励她读书的心态描述得十分准确，甚至还流露出了些许自私与委琐。又如例(3)中的“脸谱”，它借用了传统京戏的行业术语，而文中描述的却是翠远误以为自己被调戏时的面部表情，这无疑是一张一本正经的面具，在面具之下的翠远仿佛已经失去一个生命该有的真实与生动，甚至有些虚伪做作，由此流露出小说“好人的面具容易见到，真人的表情却无法见证”的无力与哀凉。

　　张爱玲在《封锁》中多次运用了语体渗透的方法，并借此刻画出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与他们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甚至还深化了小说的主题的反讽性，强化了小说的表达内涵，正如吴先生字《现代汉语修辞学》中所说“含蓄表现风格的构建宜重表层语义与深层语义的分离，即‘字义’与‘用意’的不一致，表里有异。”[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