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张爱玲以一个旁观者的创作姿态，观察着平常的人生以及日常背后的深刻，表达着自己对人类文明的终极关怀，构成了其作品苍凉的现代意识。以下是小编整理分享的张爱玲小说苍凉的现代意识，欢迎大家阅读!

　　张爱玲是独特的。她没有被裹挟进时代宏大的叙事潮流中，而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创作姿态，通过对人的世俗生存的日常叙事，透露出对浮世苍生的悲悯。苍凉的现代意识是张爱玲小说一贯的美学风格，也是她深刻思考后对现代文明做出的独特诠释。

　　一 “真”、“假”世界的迷惘

　　在《封锁》中，有一段关于翠远的家里人的叙述：

　　“她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她家里都是好人，天天洗澡，看报，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

　　在对翠远家人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翠远一家约略属于中产阶级。从翠远家人对生活习惯的取舍来看，他们都在积极努力地使自己的生活方式与社会潮流保持一致。虽然有时由于自身的局限与潮流不合拍(如听不懂交响乐)，但他们还是努力地与潮流亲和，他们的行为准则一切依照社会潮流的价值判断。在对女儿的婚事上，他们认为找一个有钱的女婿远比读书重要，这种看法是十分吻合社会潮流的。叙述者对翠远家人的评价是“她家里都是好人”，可见叙述者批评的眼光也是站在世俗的一方的。然而叙述者又说“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依照正常逻辑，“好”―“真”是不构成对立的，叙述者此时强调“真”，显示他的看法是迥异于世俗立场的，因此，我们听到两个叙述者的声音，隐含作者无疑是站在非世俗立场的，这里出现了“不可靠”的叙述，也就是说，在世俗立场上的叙述者评断的所谓“好人”，其实是和“真人”对立的“虚伪的人”的代名词，这就形成了叙事反讽。

　　这篇小说写了封锁前(常态)――封锁(非常态)――封锁解除(常态)三个时间段。其实，在每个时间段里，都充斥着“真”―“假”的二元对立。在封锁前、封锁解除的常态时间段里，也就是现实生活世界里，“假”被誉为 “好”，得到社会的肯定，人人都争做“好人”。在封锁期间，也就是脱离开现实世界时，“真”浮出水面，占据上峰，人们的行为与内心开始一致。非封锁期的 “好”转变为“坏”，是人们舍弃的，宗桢开始对他的现实中的妻子不满，甚至要决定与她离婚，可是封锁是短暂的，宗桢、翠远又回到了生活的常态――现实世界，关于“真”―“假”的判断又颠倒过来。宗桢又成了一个“好人”，他逃离了翠远。这篇小说的隐含作者是站在世俗立场的对立面，给予现实中人无情的嘲讽。

　　“真”、“假”在两个世界互相颠倒，这是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常面临的困境。在《金锁记》里，粗俗的曹七巧都在迷惘、凄楚地问自己：“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在《倾城之恋》中，一个有月亮的晚上，白流苏在电话里听到柳原对她爱的表白，第二天，柳原对她的态度又回到原来，流苏恍若做了一个梦，她分辨不清究竟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故事的最后，香港的陷落成全了流苏，可是她也感到困惑、迷茫，“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对“真”、“假”的质疑，无疑给文本增添了更深的内涵，它已不是单纯在讲故事，故事的背后有隐含作者更深的哲学意味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