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21日中午，我接到深入、详细报道钱钟书先生的任务。

　　我即与钱先生生前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办联系。这个时间根本找不到人。我赶紧呼平时联系较多的一位朋友，他不在，是一位叫孙海泉的同志回的电话。

　　他说：“唉呀，你快来吧，我们也正在商量这两天请新华社和人民**发一个弘扬钱钟书精神的长篇通讯呢。你打个车来，一点半就要向遗体告别了。”最后一句话很重要!我一看表，这时已经一点了。我马上赶到北京医院告别室。门口有几个港台记者被拦住了，不让进。看样子，国内记者就我一人。这很可能是一次独家报道。

　　孙海泉说：“你先看一看。今天采访很困难，杨绛不同意采访。”钱钟书要求丧事从简，现场没有挽联，没放哀乐，也没有几个前来告别的人。钱先生的外孙在忙着拍照；还有社科院文学所的所长和几个工作人员。几分钟后，李铁映来了，然后杨绛也来了。他们说了一些话。我想采访杨绛，哪怕请她说一句话，但是这时已经没有时间了，而且看样子对方的心情也不允许。我问了一下殡仪工有关情况。这位姓刘的大爷谈了对钱先生的感想。他很早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名人，写了很多书，他看过电视剧《围城》。

　　名人的后事办得这么简单，很少见，他很感动。作为一个普通百姓，能说出这么一些关于一位大学者的肺腑之言，我觉得很有价值。

　　另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仔细观察，包括灵堂陈设，钱先生的形象，人们的神态动作，尤其是杨绛的一举一动。两点钟，一辆丰田旅行车载着钱先生的灵柩出发了。

　　我向社科院的同志提出，要跟着去，他们同意了，并让我搭乘王忍之的车。在去八宝山的路上，我和王忍之聊起来，他语气沉重，欲言又止，感情十分真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