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光萱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写的这篇文章，虽本意不在揭露而在纠错，但实际上却让人们看到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的一部分极为关键的真相，同时也让人们看到对于自己在“文革”期间的历史，余秋雨是怎样大胆地掩饰、改写、美化。由于余秋雨的叫板而引出的孙光萱的文章，等于把余秋雨逼到了墙角。不作任何回答，那等于是在默认。但要就具体问题反驳孙光萱，却又实在困难。于是余秋雨只得把面对批评时一再使用过的法宝再使用一回，即把孙光萱的动机归结为想出名，并且宣称“这种企图出名的强烈愿望使他的证言失去了公信力”。坦率地说，在继沙叶新之后，孙光萱又被余秋雨指控为想出名时，我感到了余秋雨的无奈，更感到了余秋雨的无聊。

　　孙光萱由此成为余秋雨最害怕也最痛恨的人。他在答北京《华夏时报》记者问时，含沙射影地把我和孙光萱比作“两个老纳粹”。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徐虹问“官司有无可能庭外调解”时说：“只有一个条件：古远清向法院揭发出向他提供那些诽谤材料的背后人物。然后，再由他来起诉那个造谣者，我有可能与古远清庭外调解”。

　　这里说的“那个提供材料者”，就是指孙光萱。孙光萱提供的材料，均是清查报告。说孙氏“诽谤”，其矛头是指向原上海市委驻写作班清查小组。正因为孙氏给我提供过材料，故在某种意义上说，告我就是告孙光萱，或告我就是为了恐吓孙光萱，以遏制孙光萱再披露真相，好让他从此闭嘴。

　　但孙光萱并没有被吓倒，他除为我提供证言，并无偿地提供了相当于给余“文革”错误作结论的夏其言致《新民周刊》的抗议信以及众多《清查报告》给我作证据外，还在官司期间写了《从“石一歌”谈到余秋雨》、《夏其言批评余秋雨“老虎屁股摸不得”》。所不同的是，他的文章温柔敦厚，哪怕余一再攻击他乃至捏造各种罪名羞辱他，他均能正确对待，不以牙还牙。有人认为他患得患失太软弱，像余不止一次从人格上毁损他，碰到别人早就应战了。可他有自己做人和处事的原则：做老实人，决不说假话;以诚待人，决不做对不起历史、读者的事，决不趋炎附势。这样一来，“书生气”的确很重，开始他也是想真心挽救余，但余把他逼急了，也会豁出去的，他不怕恐吓之类的邪门歪道。他写的传诵一时的《正视历史，轻装前进》发表后，上海作家协会一位副主席写信称赞他的文章是“关于余秋雨现象讨论中最客观、最有说服力的。写这样的文章既要有阅历、见识，又要有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