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重峦叠嶂间的田园》原文】

　　如果把陶渊明归入魏晋名士一类，可能有点粗糙。陶渊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时候，阮籍、嵇康也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他与这两代人，都有明显区别。他对三国群雄为权谋的争斗看得很透，这与魏晋名士基本一致。但如果把他与魏晋名士细加对比，就会发现魏晋名士虽然喜欢老庄却还不够自然，在行为上有点故意，有点表演，有点“我偏要这样”的做作，这就与道家的自然观念有距离了;而且，魏晋名士身上残留着太多贵族子弟的气息，清谈中过于互相依赖，过于在乎他人的视线，而真正彻底的放达应该进一步回归自然个体，回归僻静的田园。

　　魏晋之前，中国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与军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晋名士用极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来，让它回归个体，悲壮而奇丽地当众燃烧;陶渊明则更进一步，不要悲壮，不要奇丽，更不要当众，也未必燃烧，只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

　　安静，是一种哲学。历史上许多文人也得到过被迫的“安静”，但他们的全部心态与朝廷兴衰割舍不开，即使身在安静处也无时无刻不惦念着那不安静的所在。陶渊明正好相反，虽然也曾断断续续做点小官，但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殷切地惦念着田园。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园荒芜了。他天天自催。

　　这样一个陶渊明，使大家感到陌生。尽管他的言词非常通俗，绝无魏晋名士的艰涩，但人们的接受从来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轰动，可陶渊明恰恰拒绝轰动。人们还在乎故事，而陶渊明又恰恰没有故事。

　　因此，陶渊明理所当然地处于大众的关注之外。到了唐代，陶渊明还没有产生应有的反响。直到宋代，尤其是苏东坡，才真正发现陶渊明的光彩。东坡是热闹中人，由他来激赞一种几百年前的安静，容易让人信任。细细一读，果然是好--陶渊明成了热门。

　　文化上的高峰有时可能被云雾遮盖数百年之久，而这种云雾主要是朦胧在人们心间。大家只喜欢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乱喊，却完全没有注意，那一脉与天相连的隐隐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惊世高峰。陶渊明这座高峰，以自然为魂魄。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笔描写自然。

　　请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自然意境，可以看成陶渊明整体风范的代表。但是王安石最推崇的却是前面四句，认为“奇绝不可及”，或许就因为这几句平实的话语道出了人生哲理：在热闹的“人境”也能找到安静，关键就在于“心远”。

　　正是高远的心怀，有可能主动地对自己作边缘化处理。而且，即便处在边缘，也还是充满意味。什么意味?只可感受，不能细辨：“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哲理玄言诗的痕迹。陶渊明让哲理入境，让玄言具象，大大地超越了魏晋名士。但是，魏晋名士对人生的高层次思考方位却被他保持住了，而且保持得那么平静、优雅。

　　他终于写出了自己的归结性思考：“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赠答诗》)大化，成了陶渊明的思维起点。一切依顺自然，因此所有的喜悦、恐惧、顾虑都被洗涤得干干净净，顺便，把文字也洗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