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道士塔》在他的代表性作品集《文化苦旅》中属于第一开篇，这篇散文自发表后的十余年内，反响很大，存在各种不同的争议，有肯定，有否定，有赞扬，有批评，不一而足。有人认为这篇散文存在虚构、戏剧化成分，因而不好;有人认为这篇散文对王道士的“罪行”戏剧化不公，等等，这些都是可以争论的，但基本的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篇散文写出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悲剧，不仅仅是王道士个人而已，而且写出了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各级官吏在沉沦、庸俗的境地中，更加加剧了文化的浩劫和灾难;同时也映照出外国文化学者对文明的追索和渴求，两种不同的文明对文化的关注及重视、保存及研究的对比(所幸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新时期，默默继承和传递敦煌学的当代学人们，终于通过自身的努力，挽回了“敦煌学也在中国”的尊严)。这篇散文不仅写出了余秋雨内心个人的文化忧患意识，也写出了一个民族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化传承意识，亦一定程度涉及了东西方文明的对比(不管当时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篇文字不仅体现了余秋雨一开笔入手即抓住了文化传承的重要命题，也侧面抓住了文明的对比，而且以其后面完成的文化传承和文明思考一对照，反使这篇文字的重要性昭然可见[1]*;它不仅写出了前后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比照，也写出了当代学人对中华文化、文明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这些我都不提了，我只着重提余秋雨在其中引用到的一首诗作;因为这首诗为他的这篇散文增添了不同寻常的份量，震撼过许多读者的心灵，而且这首诗作的内涵，也为他这篇散文增色不少，提供了一定的意蕴;甚至说不定，也为他当时写作此文提供了若干灵感。起码这首诗作的引用，为他恰到好处地表达他的情感提供了恰到好处的方式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