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是我国著名作家、学者，他的散文作品广受大众的支持。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试谈余秋雨的学术传播，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试谈余秋雨的学术传播

　　余秋雨散文走红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是学理所支撑起的大气。余秋雨从学术传播的有效性出发，试图把学术成果装在散文这只美丽的容器里奉献给读者，把学理融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并以款款而来的人文风度，侃侃而谈的洒脱文风赢得世俗社会的厚爱，沟通了雅和俗两个一向相距遥远的美学层面。客观地说，余秋雨的学术突围、学术普及的行为以及他的散文所表现出的学术品位，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撰文论述。本文试就余秋雨的学术普及的理念、途径及影响就教于读者。

　　倡导学术传播的高效性

　　余秋雨在《转型期的文化态度》一文中，倡导学术研究、学术传播应坚持有效性的原则，指出了中国学术研究、传播长期以来的症结所在。

　　第一，呼吁研究内容的有效性。余秋雨认为许多以实证为旗号的学术行为，由于实证的对象琐碎不堪，几乎兑换成了无效的旗号。例如，千年之前一位三流诗人的出生日期，因一月之差而苦苦考证数十年;《红楼梦》某一回的字里行间可能暗示某个人物若有若无的隐私，尽毕生之力搜辑校考，这样的情景，在高层学术界不难看到。学术研究当然不能排斥细节考证，但考证的耗费应该与这一细节的重要性成一定的比例。有些细节很小却能折射大问题，那么考证得再辛苦也值得。但很多冗长考证的终点仍然只是细节本身，也就造成了对自己和读者的双重浪费。

　　余秋雨已清醒地意识到这场苦涩的学术自耗游戏已经做得太长，无效和低效的课题因其遥远而变得如佛如山，有效和高效的课题因立足凡尘与平民百姓处于平等态势，三下两下便弃没了学术的尊严。这种情景，反过来构成对文化人的重压，使更多的文化人自然选择了那条缥缈、安全、受尊敬的道路。基于这种现状，余秋雨呼吁学术研究者要有关爱人类的责任感，不管立足于何种专业都能因关爱正在剧烈变异中的周际大地而渐渐建立起一种现代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建立起与社会进行能量交换的可能，只要出现了这种可能，那么尽管你所研究的仍然是魏晋玄学、唐诗宋词，也会全神贯注，产生强烈反响。反之，即便你在论述现代化，也只能云遮雾罩，不着边际。

　　第二，促进学术传播的高效性。长期以来，中国的许多学者，倾毕生心血研究学问，但累累硕果始终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状态，不为大众所知，这是生命和资源的双重浪费。导致这种局面，无外乎有两个原因：其一，成果外化的方式太单一。差不多清一色的文字媒介，而且追求学术化的表述模式，满腹的学问，一经表达便高深莫测，艰涩难懂，普通大众不愿读之。其二，传播渠道太过单调。为数有限的学术期刊，是其主要的传播媒介，读者是学界同行，与大众传媒无缘，与平民百姓无关，学术研究越来越脱离大众，成为象牙塔里少数人的智力游戏。难以实现学术资源共享的人文研究成果，即使再有价值也是低效传播。

　　身为学者的余秋雨，面对学术传播低效的困境，他在积极地思考：“能不能让我的著述，写得有更多的人阅读?我从有效态度出发，不惧怕‘媚俗’之名，用年轻人也愿意触摸的散文笔调来写一部部史论著作，最后，在《山居笔记》中干脆用散文来探讨一个个复杂的文化学术问题。”①余秋雨的文体试验一举成功，他的散文一时洛阳纸贵，这时有人以畅销为根据否定其书的学术品性，面对这种责难，余秋雨不改初衷，他说：“其实写出来的书没人阅读并不能证明学术品性，如果那是品性，干脆不写岂不更好?对莘莘学子、饥渴的读者，表现出不合群的孤傲，究竟有何必要?……我认为，为学术文化甘于寂寞是一种高贵，为学术文化力求沟通也可能是一种高贵。”②

　　但是，怎么才能把深奥的学理写得深入浅出，让学术真正地走向民间，余秋雨认为应做到两点：其一，采用大众化的话语方式。话语方式的转换，“这不仅需要把这个学理完全钻透，不留生涩部位，而且还需要把自己的心灵与它紧紧相融，只有这样，才能说学理如叙家常……。”③其二，主张学术与现代大众传媒的对接。余秋雨认为在文化的大众化过程中，学者起着一种面向民众传播和推动艺术创造的作用，为了促进雅文化走向大众，学者要走出书斋，走向传媒，传统学术也要寻求新的传播平台。以前，学术思想的传播主要是借助于学术期刊和报纸等纸质媒体，受众比较固定，社会影响力也相对有限。而现在，电视媒体主动邀请学者，学者积极走上电视讲坛，使学术有了更强势的传播平台。强势媒体对于大众来说，是获取思想信息的主渠道，传媒和学术相结合，做好了是双赢――学者赢得了观众，媒体赢得了品位。《百家讲坛》的热播，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