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童年未必都像童话，但至少该像童年。若是在都市的红尘里长大，不得亲近草木虫鱼，且又饱受考试的威胁，就不得纵情于杂学闲书，更不得看云、听雨，发一整个下午的呆。我的中学时代是在四川的乡下度过的，当时正是抗战时期，尽管贫于物质，却富于自然，裕于时光，稚小的我乃得以亲近山水，且涵泳中国的文学。所以每次忆起童年，我都心存慰藉。

　　我相信一个人的中文根底必须深固于中学时代。若是等到上大学后才来补救就太晚了，所以，大一国文之类的课程不过虚设。我的幸运在于中学时代是在乡间度过的，而家庭背景和学校教育也适合学习中文。

　　1940年秋天，我进入南京青年会中学，成为一名初一的学生。那所中学在悦来场，靠近嘉陵江边，因为抗战，才从南京迁去了当时所谓的“大后方”。虽然不能算是什么名校，但是老师教学认真。我的中文和英文的底子，都是在那几年打扎实的。

　　高一那年，一位清朝的拔贡来教我们国文。他是戴伯琼先生，年已古稀，十足是四川人惯称的“老夫子”。冬天他来上课，步履缓慢，意态从容，常着长衫、戴黑帽，坐着讲课。至今我还记得他教周敦颐的《爱莲说》，如何摇头晃脑，用川腔吟诵，有金石之声。这种老派的吟诵，随情转腔，一咏三叹，无论是当众朗诵或者是独自低吟，对于体味古文或诗词的意境，最具感性的功效。

　　因为戴老夫子的耆宿背景，我们交作文时就试写文言。凭我们这一手稚嫩的文言，怎能入夫子的法眼呢?幸而他颇客气，遇到交文言的，他一律给60分。后来我们死了心，写白话文，结果反而获得七八十分，真是出人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