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诗人的乡愁主要有三个层面，情感层面的思乡，认同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憧憬。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余光中的代表怀乡作《乡愁》传诸四海，家喻户晓：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1]整首诗歌在时间的渐进推移中，用平静的叙述语调，向读者展示了“我”数十载的生活，从幼时的无知到如今年华老去，一切早已物是人非，然而作者将这些几经情感波折的经历隐在了简洁明白的叙述语言中，没有直抒胸臆时情感的奔放却达到了震撼人心的效果，它对祖国两岸分离的思考以及年华逝去亲人不再的深切感受力植入了读者的思绪。其实在诗人创作初期，他就发表了诗集《舟子的悲歌》，大量描写了自己对祖国故土的相思深情。《春天，遂想起》：“春天，遂想起/江南，唐诗里的江南……江南，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登圆通寺》：“这是重阳/可以登高/登圆通寺/汉朝不远/在这钟声与下钟声之间/不饮菊花/不配茱萸/母亲/你不曾给我兄弟/分我的哀恸和记忆/”。与大多数写游子之思的诗人相比，在写尽了“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的漂泊之感的同时，有着更深层次的愁绪在牵引着读者，这种哀愁不只是离开故土不得归去的位置的转化，更多的体现在了时间和空间的交替变换之中。正如余光中所说：“所谓乡愁，原有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层次，不必形而下地系与一乡一镇……地理的乡愁要乘以时间的沧桑，才有深度，也才宜于入诗的主题。”

　　但独写乡愁，千百年来古已有之，游子之情，众生皆备，这不是余光中要做的事情，于是当我们还沉浸在诗歌所营造的这份忧伤怅惘的牵挂中时，诗人抽身而出，大胆发问隔岸的相思深情，情深几许?情感固然重要，但在诗歌创作中，如果一味以情感作为维系一切现实与虚构，政治与利益的纽带，或许在现代诗歌的语境里是行不通的。于是他开始将乡愁的内涵扩展到“人的存在”这样一个哲学高度，开始对迁居台湾的人民的孤独无依的飘零感进行刻画。出生中国大陆的台湾诗人们从小接触的是祖国的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内心深处的情感取向是趋向于故乡大陆的。随着国内两个政党的矛盾的激化，内战的爆发，他们不得不随家人迁居台湾，国外势力的深入与干涉，台湾自身的优势和发展，政治的复杂因素导致宝岛台湾经过漫长的几十年依然在世界上身处尴尬地位。当问起身份，任何一个步出了这片孤立的小岛的人都不知道该怎样回答那善意抑或是挑衅意味的问题。中国人还是“台湾人”这样的一个问题一直纠缠着他们。“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终于到了80年代，台湾政府开放人民赴大陆探亲旅游，开启两岸的民间交流活动。不满于浮萍般生存状态的台湾诗人决定要寻回自己的根。此刻似乎已经注定了余光中的“乡愁”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解构。盼了四十多年的心愿、积蓄了四十多年的乡愁，一夕时间“解放”，余光中顿时不知所措。但是当他踏上故土，才发现生活已经在无形中赋予了“乡愁”又一层含义，他这时的诗歌创作更多的不是在抒发“愁”情，而更多地在反思，在质询。几十年的漂泊生活之后，再一次返回故居，猛地发现故乡成异乡，惊讶错愕之时，更加重了诗人的愁绪，这样的悖论让人不停地叩问这多变而深刻的世界，究竟哪一样才是现实，试想故乡本该是聊以抚慰浪子之伤的心灵良方(理性世界的现实)，但如今煎熬数十载之后回到故乡却发现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感性世界的现实)，这二者的错位形成了强烈的落差，造成了一种现实和梦境，政治和人性，利益和情感之间的巨大张力，给人以无尽的反思，心灵的震撼和久久的回味。夏志清在论及余光中时说：“余光中不单写往日事物，还把回忆的片段，加上书本上读到有关中国的事态，加上新环境中所经历的那些徒使他倍增乡愁的赏心乐事，一一组合起来，交织成为一个复杂多样化的形象。”

　　余光中的诗里总是透着远古中国的磅礴与典雅，“我的怒中有燧人氏，泪中有大禹。我的耳中有逐鹿的鼓声，传说祖父射落了九只太阳，有一位叔叔的名字能吓退单于。听见没有?来一瓶高粱!”[4]“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樽中月影，或许那才是你的故乡，常得你一生痴痴地仰望?”[5]白话诗的行文间以古典诗歌的文言，音律节奏时而如骈文般整齐押韵，时而如散文般自由抒发内心情感，挥毫落笔间，华章已定。彰显着台湾诗人博大的文学功底和深厚的文学底蕴的同时，更以一种更为直接的形式表达内心的情感归宿。当马车的时代去后，三轮车的时代也去了，工业的发展和近代商业的兴起，中国，这个古老的以耕作为主的农业国家，开始在时代的召唤中迈开前进的步伐，城市的崛起、科技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夜间的霓虹灯绚烂多彩似乎也迷乱了人的心绪，狭隘的商业价值观在无数奋斗着的日日夜夜中渐渐萌生，利益的冲突和欲望充斥了整座城市，这里，是诗人的故乡，而失了原本美好淳朴的故乡，又要去何处寻?“相片里的中国，依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只是杏花春雨不再，牧童遥指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然则日思夜想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6]此时台湾的乡愁诗人们，在经历了骨肉分离、寻根无处的痛苦之后，在时代前进的步伐中，又感受到了生活赋予他们敏感心灵的新的压力，他们不再苦于情感的孤立无助，存在意义的哲学追问，他们感叹自己精神领域的最后一片故土似乎也要在现代文明的车辙下被碾碎被剥夺。这是为文化人所不允的。著名评论家刘若愚也曾说过：“中国诗人似乎永远悲叹流浪及希望还乡。”故土的剥离，漂浮的身世和价值的沦丧，让远在台岛的诗人渐渐意识到了这深深的乡愁情结缠绵不断，似乎注定了是这一代人不得不承受的锤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