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余光中，他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

　　余光中与我差不多是同时到达海隅边城香港的：他1974年暑期后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我1975年春节前到香港谋生。

　　越一年，他与香港诗人——— 闻一多、朱自清的得意门生何达，在中文大学举办诗歌对谈，我当时任《中文学习》编辑，老板约我同去参加，于是初见余光中的儒雅。在香港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余光中显出初来乍到的小心谨慎，与豪放的何达大谈“四人帮”树立的样板——— 小靳庒诗歌相映成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真正与余光中相见相识缘于一本诗集。那时大陆的“朦胧诗”正闹得沸沸扬扬，开放前沿的福建出了顾城、舒婷的诗合集《舒婷顾城抒情诗选》。我收到后寄给余光中，想听取他这位台湾现代诗坛祭酒对朦胧诗的意见。他约我在尖沙咀九龙酒店咖啡座见面，从此以后常来常往，正如他对他的校友沙叶新(亦是我的大学同学)说的“颇熟”。大陆研究香港文学的潘亚暾、诗评家锺文也通过我去访问他。

　　余光中居港十一年，他的诗在香港诗坛影响颇大，青年诗人受他诗风的影响，出现了所谓的“余派”，向来平静无波的文坛，还掀起过一波不大也不小的“余派”的论争。中国诗人对香港起过影响、为青年所追慕的，一是近水楼台的余光中，一是远在上海的辛笛。我也是倾慕者中的一员，对于他的诗，我尤爱他的《当我死时》，诗中的中国情怀深深打动我。他关于中文“西而不化”的论述，使我心折，尤使我警醒，还特别寄给上海的一位好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