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和我们凡人就是不一样。

　　我若是面对“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景象，肯定会像“迁客骚人”一样情绪低落，面对“春和景明，皓月千里”的景象，则肯定会像他们一样心旷神怡。我无法跳出俗人心理，做不到异于“二者之为”，修炼不成“古仁人”。 我又想，如果真有一位范仲淹先生所说的“古仁人”站在我身边，则何如?当我因浊浪排空而情绪低落时，他表情凝重。我问他：“您在想什么?”答曰：“忧吾君。”我大佩服。待到我因春和景明而心旷神怡时，他先生依然表情凝重。我问他：“您在想什么?”答曰：“忧吾民。”我特佩服。赶紧溜走，害怕自己的俗气污染了圣人。此种人似乎只能敬而远之。

　　由此看来，大家不愿当圣人，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拿着劲儿活着，太累了。以愚之见，如果大家真的把范仲淹先生的观点落在实处，会严重影响旅游产业发展的。把美景道德化，政治化，太可怕了。触景生情本属人之常情。范仲淹先生的意思是应该避免此种人之常情，要灭“情”入“理”。然而这种“理”并非理性和理智，而是“天理”。这不是将正常情感升华，而是压抑它。所以《岳阳楼记》有一股“存天理灭人欲”的味道。我如何判断范仲淹先生的“理”属于“天理”呢?因为如果不是“天理”，就需要论证，就需要说明这样做的充分理由。可是你看，范先生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不打算做任何论证的。为什么这样做就合理?为什么只有这样才算“仁人”?古代究竟有多少“仁人”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据我看孔夫子也没做到)假如一个社会真的人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会出现何等怪异的局面?这些，范先生都置之不论。无须论证之理，如果不是假设，就只能是“天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