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滕子京函请范仲淹作记，特附上一幅《洞庭晚秋图》，并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但《岳阳楼记》却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写，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扩大了文章的境界。全篇看似闲笔漫叙，实际上却大有深意。滕子京与范仲淹为同榜(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即公元1015年)进士，两人交谊颇厚。滕子京是被诬陷擅自动用官钱而被贬的，他到岳州后，“愤郁颇见辞色”，别人庆贺岳阳楼将落成，他却回答说：“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可见他的情绪极为低落。范仲淹正是借作记之机，含蓄委婉地规劝他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试图以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和乐观精神感染老友。这是本文命意之所在，也决定了文章叙议结合的风格。

　　岳阳楼记的写作特点：

　　一、结构严谨,剪裁得当。

　　文章开头一段说：“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属予作文以记之。”扼要地指出重修岳阳楼是在“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的前提下进行的。而《岳阳楼记》是作者应滕子京的请求而作的。在这段里,对于重修岳阳楼的工程,只用“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两句交代清楚,并没有描写重修后的岳阳楼如何壮丽,因为这与作者所要表现的主题无关。

　　第2段,先写岳阳楼上所见的胜景,“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这层写得极概括。一则关于洞庭湖的胜状

　　“前人之述备矣”,二则写洞庭湖的胜状并不是本文的重点。接着通过“然则北通巫峡……得无异乎?”向重点部分过渡。用“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这一反答,引出下面第3、4段文字。

　　第3、4两段是对“览物之情”的具体描述。这两段在形式上是对称的,都是先写景,后写迁客骚人触景而答的情。景不同,情也不同。一悲一喜,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又证实了前文的“异”字。

　　第5段是全文的重点。在这段里,作者提出理想化了的“古仁人”不同于“迁客骚人”的地方正在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回答了前面所提出的“或异二者之为”的原因。于此抒发了作者的远大抱负,揭示出文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