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关于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的目的，大家是否知道呢？下面就是小编整理的原因，欢迎大家阅读！

　　摘要：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写作，历来主要有四种说法：规劝;自勉、勉滕，策励宣言;提倡“先忧后乐”精神和赞扬滕子京精神。笔者认为第一种说法不符合历史真实。后三种说法则应综合为：“倡导、颂扬滕子京的精神与作为，自励并策励政治同仁，为‘以天下为己任’奋斗到底”。

　　关键词：范仲淹 《岳阳楼记》 写作目的 探究

　　由于范仲淹的千古雄文《岳阳楼记》，文采飞扬，思想深邃，对后世影响极大。因此，关于他写作《岳阳楼记》的主旨，历来也众说纷纭。汤吟菲《〈岳阳楼记〉研究综述》[1]，就1949年到1995年，赏析、研究《岳阳楼记》的文章，从写作目的、思想意义、景物描写、文体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对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作了简要的综述。从其“写作目的”的简述和笔者所见，主要可归纳为四种说法：规劝;自勉、勉滕，策励宣言;提倡“先忧后乐”精神和赞扬滕子京精神。汤文认为“自勉”或“勉滕”是学术界比较通行的看法。笔者认为“勉滕”欠妥，曾在《〈岳阳楼记〉写于岳阳》[2]一文中略作辩证。因该文主要是探讨《岳阳楼记》写于何处，对此没有展开讨论。故撰此文专题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规劝”说不符合历史真实。

　　“规劝”说主要依据南宋范公偁的《过庭录》：“滕子京负大才，为众所嫉。自庆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3]因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范仲淹故而借作记之机规劝之。此说对后世影响极大。1962年新华书局出版的《阅读与欣赏》中张中行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1964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笔谈》中霍松林的《谈〈岳阳楼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古文鉴赏辞典》中霍松林释《岳阳楼记》等，都持“规劝”说。辄一看来，此说似乎有理。一则，范公偁乃范仲淹之玄孙，其说先人之事一定言之有据。二则，所云滕子京的遭遇和性格似又符合历史记载，故而一般人容易轻信其言。其实，此中存在3个问题。

　　1. 对《过庭录》成书的时间和时代背景不了解。《过庭录》是范公偁(1126-1158)于南宋绍兴十八年左右，根据父亲范直方(1083-1152)所说的先辈之事听来的话题。“观劝”滕的这段话就是在绍兴十八年与其父“因观《岳阳楼记》，遂言及此耳”。“过庭”语出《论语》“过庭之训”。书名《过庭录》，即记录父亲训诫之意。这时，范仲淹家族已陷于没落危机之时，诚于日本高知大学远藤隆俊教授《宋代的士大夫与家族、宗族──以范公偁《过庭录》为线索》一文所述：“这本书写的士大夫从华北逃难到久别的祖先故里苏州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族人庆祝再会纪念的书。但是他们是在党派斗争失败后被排挤出政界，在政界失意的背景下定居苏州的，决不单单是根据亲情和同族意识才写这本书的。而且在这之前一直居一族的领导地位的他们，在此时期也陷于没落的危机。《过庭录》也如实反映了这种危机意识。”[4]也就是说作者写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重振家风，鼓舞族人士气，挽救家族危机。因此，出现一点扬范抑滕为尊者讳的情况就不足为怪的了。何哉?范公偁对“庆历新政”失败后滕、范二公的思想情况了解不够深入。滕子京求记之时，正值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之后，此时的范仲淹曾两次请调，欲退出政治斗争的旋涡。到邓州后还出现了置田退隐的消沉心态，不具备积极地劝诫滕的思想基础。而滕子京纵使在半年之内既遭拘押审查，又连续遭受三次贬谪的情况下仍不气馁，三贬至岳州后还作出了骄人的业绩。此时滕、范在思想境界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2. 求记与作记相距时间太久。滕子京《求记书》撰写递送于庆历五年六月十五[5]，即范“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时。而楼记落款为“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是范调邓州7个月之后，两者相隔整整十五个月!若范作记的目的是为了规劝滕子京，他就应该接到书信立即回复，因为贬谪不久的滕子京正需要“规劝”。为何推迟许久?!待到此时，滕子京的愤懑之情早以被流逝的岁月渐渐抚平，迟到的“规劝”恐怕是马后炮了。

　　3. 范公偁之言并非源自范仲淹。范公偁的父亲范直方乃范仲淹的曾孙，范直方出生时范仲淹去世已31年，而言及此事时的绍兴十八年(1148)距范仲淹故世已96年，其言能源于范仲淹?再者，范直方也未必清楚“庆历新政”失败前后范、滕的思想情况和具体表现。持此说者，大多忽视了这个问题和作记时的历史背景，故容易被表面现象蒙蔽。“规劝”说难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