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公务罪上诉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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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妨害公务罪上诉状案例1

　　上诉人：黄xx，男，xxxx年1月29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封开县人，小学文化程度，农民。上诉人因被控妨害公务罪于xxxx年1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2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某市看守所。

　　代书人：邱恒榆，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xxxx年4月12日作出一审判决(案号：(xxxx)肇中法刑初字第58号)，认定上诉人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上诉人不服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述判决，认为该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现上诉人依法向贵院提出上诉，恳请贵院公开开庭审理，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无罪。

　　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法院应回避而未回避，在审判过程中不但不依法调查上诉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反而对公诉方提交的证据即使程序违法、明显不属实也全盘采纳，该判决不但程序违法，其认定的案件事实也是扭曲的。

　　在本案的侦查期间、尚未审结之前，广东省民政局便发布通稿追认梁天芳为烈士，同时，肇庆市委政法委书记吴华钦公开发表对本案的定调为“妨害公务、袭击警察”的言论，因此，原审法院已经没有公正审理的环境，原审法院理应回避而未回避，程序已经违法。

　　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的辩护人提出申请原审法院调取封开县公安局和肇庆市人民检察院办理本案过程中所录制的全部视听资料，但是，原审法院对此充耳不闻，既没有书面答复，在判决书中也不予回应。而且，本案的第一被告人的辩护人当庭举证了证据，但是，原审判决对此竟无一字提及。

　　相反，即便本案的多名辩护人对公诉方提交的证据中的相当一部分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原审判决也是不屑一顾，径直对公诉方的证据照单全收。

　　例如，辩护人提出：

　　1.封开县公安局工作人员黎恒、植坤养、梁天芳、刘永、陈鑫兴等人既是敲诈勒索案的侦查人员，又是本案的所谓“受害人”，封开县公安局的民警对本案应自行回避，从而本案的所有侦查所得证据均为无效证据。

　　2.本案的多份鉴定书送检人系封开县公安局民警、检验对象为封开县公安局民警、检验地点为封开县公安局、鉴定人系封开县公安局下属的司法鉴定中心，故鉴定人应回避而未回避故鉴定意见无效。

　　3.本案的“补充侦查卷”中则充斥着大量在侦查终结之后、退回补充侦查之前收集的询问笔录、辨认笔录、办案说明等证据材料属无效证据。

　　4. 物证中的“柴刀两把、扁担一条、刀套一只、灰砖头小半块、钢筋一条”等物品并非案发当天现场勘验检查时所收集，这些物品究竟具体是何人收集、如何收集、如何封存等等并没有笔录记载，而且，见证人为何人，是否见证全程等信息也阙如。而本案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四名被告人当庭都说，辨认时并没辨认出是否使用过该物品，系由侦查人员指定物品来引导签名、捺手印确认;第二被告人黄某来说，其对菜刀、柴刀和刀套的辨认时，本案的侦查人员和公诉人同时在场。辩护人认为这些物证的收集和辨认程序违法。

　　5. 被告人黄某兴辨认现场时被多名特警夹持、引导，甚至由特警代为指认，辨认程序违法;被告人黄某兴和黄某来的《辨认笔录》中的照片以及照片的文字说明没有被告人签名、捺手印确认，照片和文字说明极易更换，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故这些《辨认笔录》无效。

　　6. 谢秋强、植坤养、陈鑫兴和连英昌四人在案发同一天所做的《询问笔录》高度一致，特别是谢秋强、陈鑫兴和连英昌不但三人《询问笔录》之间高度一致，连他们三人被询问过后自行出具的事情经过与各自的《询问笔录》都一模一样，标点符号都没错，故这些《询问笔录》内容的真实性不能确认。

　　7. 黄剑锋、吴东海和梁宇杰关于抓获黄某林父子三人过程的《询问笔录》高度一致，而吴东海和梁宇杰在时隔三个月后对黄某林父子三人的《辨认笔录》高度一致，却又与之前的《询问笔录》说法不一，故这些《询问笔录》和《辨认笔录》的真实性不能确认。

　　……

　　原审判决不但对上诉人的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质证意见完全不理睬，甚至不理会证人对自己证言的否定，随意裁剪证人证言。

　　原审判决采信了民警林角升在xxxx年2月2日所做的《询问笔录》(见诉讼证据卷一)部分内容，其中，林角升描述逃跑的情形是“……于是我用力撞开一个站在门口的女人，立即跑下楼梯后向外跑，那个人一直拿刀追我，我一直跑到楼下对面的空地，然后发现背后没有人追我了我才停下来。”

　　其实，林角升在时隔三个多月后即xxxx年5月24日所做的《询问笔录》(见补充侦查卷)中，讯问人问：“之前你说你在黄某林家二楼往外跑时，后面一直有人追斩你，是否有这回事?” 林角升回答是：“没有人在后面追斩我，当时我是害怕，精神高度紧张，以为后面有人追斩我，后来证实没有这回事。” 林角升随即解释 “是怕被领导骂才这样讲的”。

　　可见，林角升已经否定了第一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但是，原审判决依旧采信了第一份《询问笔录》的陈述。

　　然而，林角升在两份《询问笔录》均陈述说，“我听叶金勇说梁天芳所长也在卫生院救治，但是我没有看见他，过了约四分钟后我才见有一个人扶着梁天芳所长上救护车，之后我就陪他们一起去了江口镇汤国华医院”，原审法院却没有采信该部分内容，因为该说法与其他证人证言可以相互印证，梁天芳在前往汤国华医院时是清醒并且尚能借助扶持步行的，从而说明，梁天芳不排除死于医疗事故或者医疗过失。

　　总之，原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之处不胜枚举。

　　二、上诉人既没有 “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故意，更没有实施“暴力、威胁方法”，不存在“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情形，依法不构成犯罪，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