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关于杨贵妃的影视及文学作品，为什么文人们如此倾心于杨贵妃?

　　宋明理学之后，社会必须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所以有“十部传奇九相思”之说，明代言情汹涌澎湃，唱的尽是“私订终身后花园”，做的多是“落难公子中状元”。情痴在明代自由派文人中就曾是一种时髦，冯梦龙在《情史序》中：“余少负情痴，……见一有情人，辄欲下拜”，传奇家们也都喜欢标榜自己是情痴，《鸾啸小品》中专有《情痴》一篇。有分析说这是因为社会生活中须谨守“天理”，所以在戏剧中要有“人欲”来相补。

　　在历朝历代中，唐代的事情最刺激，最能缓解那种礼教的压力。隋唐受西域文化的影响比较深，西域民族的文化在唐代是张扬的，奔放的、外露的，《隋书音乐志》记有“隋炀帝大制艳篇，辞极淫绮”。《唐书武平一传》里多处记有皇室宴殿上有胡人唱些艳辞艳曲，街巷中也总有胡人歌舞，甚至有裸戏表演。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在《乐府诗集》中记载原名为《婆罗门曲》，是开元年间西凉节度使杨敬述献给唐明皇的。天宝年间，李隆基把他改了改，换了名。民间传说是李隆基梦游月宫听闻仙乐而做《霓裳羽衣曲》，《长生殿》里改为杨贵妃梦游月宫听仙乐，醒来后记下。但此曲在北宋已经失传，现在演奏的是民初人吴梅在1926年校订的谱，据他自己说，他曾听到同治年间一个著名旦角演奏过，后又找到很多昆曲旧谱，其中就有此曲。

　　说到西域文化的影响时，马未都说:“我们从隋唐出土的首饰上看，除了显示财富之外，都具有极强的精神诱惑力，因为其中有性的暗示。唐代的瓷器上都有西域文化的痕迹，夸张地说，在唐代，异族文化的成分超出了本土文化的成分。他们的性文化与汉人就是不同，唐代宫廷里先后有三次皇子娶皇妃的事，唐李家就至少有一半的鲜卑血统，在他们的文化里这不当回事、没觉得有多严重，对汉人却是非常大的刺激，文人们觉得大开眼界。不仅有杨贵妃被不断地说，‘白发三千丈’也是很浪漫很刺激的诗句。”还有一个表面的原因，马未都说，“杨贵妃之所以被强化，是因为早期美人没有影像，比如汉代以前的，唐代美女就有图了，留下了美人的具象。”最重要的原因还有，“汉人的美人就没有外来文化的外露，中国的情色文化都比较隐晦，比如绘画中有大量的暗春画。后世文人用杨贵妃的故事写情写性，有一个自以为是合理化的理由，就在于她的外包装是一个误国的形象”。尽管洪升自道写《长生殿》是“情而已”，在这点上他也不能免俗，不过是擦边球打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