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徐志摩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由于种种原因，在对他的诗歌评价上却有很大的反差，其根本点就在丁对徐志摩诗“浅’的认识上。有人把“浅’作为徐诗的局限性在评述中作人为的掩饰、以提高徐诗的地位二有人则把“浅”作为批评徐诗的主要依据。从而否定徐诗的价值本文认为、“浅”既包含了徐诗的不足。同时也显示出徐诗的个性，离开了浅，徐诗就失去了它的独特风格：

　　关健词：徐志摩 诗 “浅” 艺术魅力

　　前一段时间，关于徐志摩的评论很是火爆了一阵。时至今日虽然冷却下来，但仍不时有人著文继续对徐志摩的创作进行探讨和评论。这一文化现象，对于重新客观地认定因误解而被埋没的诗人徐志摩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无疑是可喜的。然而有关评章有一个基本倾向，即对艺术成就的肯定是共同的。而对思想性的判断则多有争议，其争议的原因几乎都与徐志摩诗中的‘“浅”发生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肯定徐志摩诗思想价值的，将“浅”做掩饰性的说明，视为徐志摩诗思想局限性的表现；否定者则以。‘浅”作为批评徐志摩的诗的主要依据，进而对徐诗思想性作出不切合实际的否定。因而，怎样认识徐志摩诗的“浅”这个客观的存在，就成为如何确定徐诗整体价值的重要方面：作为中国资产阶级诗人的代表，英国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对徐志摩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使他形成并确立了“爱、自由‘美”的理想，并设想在中国实现他的建立英国式的资产阶级理想王国的梦。为此，他执著地从事着资产阶级“馨香婴儿”的创造。但当时的中国实在与他的理想相去太远，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状态，使他不但不能在中国推行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甚至在强大封建势力的包围中，这种理想在自身的实验也必然地以悲剧告终。中国现实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排斥，使徐志摩只能生活在心造的幻象中。这种与现实游离的思想状态，使他不可能对当时中国社会有全面的了解和深人的透视。内在矛盾以及它与现实社会存在着的各方面的矛盾，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矛盾组合。一方面丰富了徐志摩诗的内涵另一方面由于构成这些矛盾因素本身缺乏冲突的深刻性，也就导致了他诗歌内容的浅显。这是徐志摩所属阶级性的必然。在以往的评论中，许多文章在没有对其作品做具体分析之前。往往首先引述茅盾《徐志摩论》中那段著名的话“徐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的开山的诗人和末代诗人”。也就是说，首先认同、肯定他的阶级属性。紧接着却是用无产阶级的观念来责备和批评由他特定阶级属性所必然导致的诗歌内容的“浅”。有人指责他没有“给生活在‘黑暗王国’中的人们指出追求光明的道路，更不能起到推翻整个旧世界的作用。”一有些人则进一步批判他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攻击，说他“诬蔑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这种相互矛盾的评论无疑是对徐志摩新的误解，如果在他的创作中能够“给生活在‘黑暗王国’的人们指出追求光明的道路”能够起到推翻整个旧世界的作用”。这里论者犯了一个批评的大忌，即用现代人的要求，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评价过去时代的资产阶级作家作品。是用无产阶级的“深”去责怪徐志摩诗的。浅”，而丢开了批评者承认的并一再强调的诗人的阶级属性。

　　除了阶级性导致徐志摩认识上的肤浅之外，诗人的个性化素质则强化了这种“浅”的表现。徐志摩曾不只一次地说他是一个感情化、情绪化的人。他自己曾说：他创作“惟一的靠傍是刹那间的灵通”。这就明示了他的创作是带有鲜明的偶然性、盲目性和冲动性的。由此导致了他创作中有过的直率渲泄、主观的独抒性灵而缺乏冷静剖析社会的理智。为诗是为人的反映，在社会生活中。这些作为他个性的特点也都有鲜明的表现二这一切既是徐志摩“浅”的基础。也是其“浅”的必然。“浅”正是徐志摩作为诗人的思想与艺术个性的表现。

　　徐志摩深受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加上崇尚自然以及感情化、情绪化的个性和冲动性的创作，使他的诗在内容上具有清淡，抒情的特点，与此相对应，便形成了他飘逸的诗歌风格二徐志摩在《迎上前去》一文中说：他要的是“从筋骨里进出来，血液里激出来，性灵里跳出来，生命里荡出来”的真纯的思想。他在《海滩上种花》一文又解释说：“这真纯的思想乃是单纯的浪漫的天真、而这是最永久、最有力量的东西，阳光烧不焦他，狂风吹不倒他，海水冲不了他，黑暗掩不住他。那真有的是永久的生命。这里阐释的思想，实质上就是“布尔乔亚，，诗人的‘’单纯信仰”。这种由对社会肤浅的和非本质甚至脱离于现实社会的实际内涵的认识所构成的“单纯信仰”，其核心就是对人自身完善的追求，这种缺乏现实存在根据的理想。在与现实社会的冲突中就变成了超离人世、飘忽于神冥境界的游思了。陆小曼在《云游》的序文中所说的志摩诗“有些神仙似的句子。看了真叫人神往，忘却人间有烟火味”，说的就是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变形的。浮荡于浓郁艺术氛围中的“单纯信仰”。也就是说，表现“单纯信仰”甚至超过苦难现实的理想情感和理想境界的创造。是形成徐志摩诗的飘逸风格的根本原因，轻淡的思想只有用飘逸的风格来负载才最为合适，这一点。对于徐志摩这个对诗歌艺术有着深人研究的“技巧专家”当然是再清楚不过了。我们不能想象，如果徐志摩对于社会现象有着明确的、本质的认识，有着深刻的理性思辨能力，我们还能一睹那令人痴醉心迷的艺术风采吗？飘逸的风格是难以负载沉重的思想的，而失去了飘逸风格，徐志摩便失去了有价值的存在。

　　说到风格，我们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在以往许多有关评章中。论者往往把徐志摩的某些诗和散文同他的死联系在一起，由此得出徐志摩对自己死于空难是有预见的。特别是有些文章把《云游》视为诗人的隶语。说它更为具体地表述了“想飞”的欲念并透露出死的消息。我认为这种想象、推测和杜撰，是无益于徐志摩的研究的。徐志摩曾在散文《想飞》中说：“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老是在地面上爬着够多烦。不说别的，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待。”这段话道出了徐志摩多以飞动意象诗的根本原因。“想飞”是他崇尚自然不受束缚的性格表现，是他对超脱情绪的反映，当然，这种题材的作品也是同徐志摩艺术追求相适应，在他的诗文中出现诸如《想飞》、《雪花的快乐》、《云游》等作品也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表现他脱离现实丑恶的飘然欲飞的思想。因而，这种题材与风格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即；浅淡的思想形成徐志摩作品的飘逸风格。而这种飘逸的风格反过来又需要飞腾的思绪去支撑去完善。而这种飞腾的思绪与徐志摩因飞机失事遇难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徐志摩诗风格相近的不少。想飞，要到太空遨游的诗人也不罕见。却为什么单只有徐志摩死于空难？我们承认徐志摩飘逸风格负载的思想是肤浅的，然而在与肤浅批评的对比中，它又是多么深刻！ 赵遐秋先生在《徐志摩传》前的扉页上，意味深长地引述了徐志摩散文《罗曼罗兰》中的一段话：“一个伟大作者，如罗曼罗兰或托尔斯泰，正象是一条大河，它那波澜，它那曲折，它那气象随处不同。我们不能画出它的一弯一角来代表它那全流。”然而这些徐志摩为了让人们避免陷人片面的忠告，并没有使他自己免受片面带来的不公：模式化、定式化的评论使许多人只是在已有的结论中不断地寻找新的证据。而不肯打破已有的结论框架对模糊与误解作重新认定。正如蓝隶之先生对徐志摩研究的总体评价那样：“‘这些争论并没有取得多少积极的成果：这些争论以相当简单的方式，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对徐诗评价的高与低这个相当空泛的问题上：蓝先生这种有胆有识客观精到的见解十分恰当地道出了徐诗研究中的症结。徐志摩诗的内容是浅显的。然而，他的思想和感情是一种动态的存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任何僵化的判断都不免要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所以我们也应看到徐志摩的诗不时也有深刻性的闪光，其中《志摩的诗》中多数作品是与五四时期反封建和爱国思想保持同步的，后来的诗作依然有内容深刻的作品。诸如《起造一座墙》。《大帅》、《梅雪争春》。嘴人变兽》等等二然而。人们评论他的诗尤其是《志摩的诗》以后的作品，往往从一种定势化倾向出发的。即在茅盾《徐志摩论》中所说：“圆熟的外型，配着抹到几乎没有的内容”的权威论断的震慑下，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也不肯找出有背于此的深刻处。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人们在迷信这个结论的同时，又在无形中否定着这个迷信。他们往往在为肯定艺术成就而援引这个论断之后，又花费大量的笔墨去批判《志摩的诗》之后作品的翻动性和无聊的描写_人们不禁要问：在几乎没有的内容”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反动性和无聊的描写、难道“反动性”和“无聊的描写’、不属于内容范畴？

　　在徐志摩诗的评论中，引述很多的还有徐志摩在《翡冷翠的一夜》序文中引他朋友的一句话：“志摩感情之浮，使他不能成为诗人，思想之杂、使他不能成为文人’“来评价徐志摩的诗文，其结论自然是为徐志摩创作内容的浅薄找到了依据。然而我们看了全文之后就会发现：那句话是包含着徐志摩在“狂妄的虚潮早已消退，余剩的只一片粗确的不生产的砂田，在海天的荒凉中自艾的情境中的牢骚、不平和自嘲的、特别是在牢骚发过之后，用了两个煞风景来表达牢骚之后的不平。这些足见诗人当时牢骚之深和自嘲自怨的心境了。当然有更为显著的事实，使这种引证不攻自破，那便是徐志摩不仅成为著名的诗人，也成为著名的文人。人们对他评论与争议的起因，不正是他做为诗人和文人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吗？这种批评使徐志摩诗的“浅“无形地被夸大了。从而导致了徐志摩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依然处于一种被误解的状态。徐志摩在《猛虎集》序文中说：你们不要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算是好的。你们也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不用向我说正是今天就有千万人在大水里浸着，或是有千千万万人在极度饥饿中叫救命：也不用劝我说几行有韵和无韵的诗句是救不活半条人命的；更不用指。点我说我的思想是落伍……我只要你们记得有一种天教歌唱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它的歌里有它独自知道的别一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然而直到现在有多少人减少了对他的。‘责备”，又有多少人懂得了他“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他那首抒发在海上航行的极度寂寞中与友人铭心刻骨情谊的《偶然》则被视为二无所用心”。而那首表达了他以沉痛心情告别理想，告别希望的《再别康桥》则被视为“并无深意”这只表达了一种极平常极普通的离别之情这些由定式化评论所引起的片面性，使徐志摩的诗，尤其是《志摩的诗》之后的许多作品的思想内涵，无情地被淡化了。

　　综上所述，同一般诗人相比徐志摩的诗从总体上看的确显得认识上浅显、有些诗即使从他的阶级属性出发去考察，也是带有明显的局限性的。但把“浅”做人为的夸张，或把“浅”全部划为局限性的范畴无疑都是片面的。这样以固定的结论作为探索徐志摩诗的依据，不仅损害了他作品的丰富性，同时对徐志摩诗经久不衰的魅力也难以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事实上，徐志摩诗鲜明的飘逸风格同不时出现的社会丑恶的批判，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同他做为“布尔乔亚”诗人在观察与认识上的特殊性扭结在一起，构成虽不甚深刻确并不失复杂的矛盾。使他的创作具有丰富的意蕴。而这一切都与徐志摩诗的“浅”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浅是徐志摩所属的特定的阶级对时代、社会观照的产物。当然，其中也是渗透着诗人的气质和个性特点因素的。所以，任何形式的渲染、夸张和否定，都会改变徐志摩诗的本来面貌。因而承认徐志摩的“浅”，并给予正确的评价，是打破模式化评论，客观公正地确立徐志摩诗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