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郭沫若的诗剧创作体现了“五四”时代狂飘突进的精神:破坏一切、创造一切、追求个性解放等。艺术上融合了诗歌和戏剧的特点，达到了诗性和剧性的统一。

　　中国现代诗剧的生成，离不开郭沫若的卓越开拓。作为现代诗歌的奠基人，他以深刻的现代意识和独特的诗歌话语，创建了现代诗剧体式。郭沫若将“五四”乃至整个现代诗剧的起点铺得很高，并给同代及后代作家以巨大影响。他创作诗剧集中在‘’五四”时期，主要作品有《黎明》、《凤凰涅架》、《棠棣之花》、《湘累》、《女神之再生》、《广寒宫》和《孤竹君之二子》。这些诗剧体现了狂飘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黎明》是郭沫若创作的第一个诗剧作品(作于1919年11月14日，后发表于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抒发了破坏一切、创造一切的时代激情。它描写一对挣脱了封建束缚的先觉儿女，回到了光辉明耀的大自然中。但她们还惦念着尚未解放的兄弟姐妹。于是她们向着太阳膜拜礼赞:我要涤荡去一些尘垢批糠。我要创造出一些明耀辉光”。她们赞美‘’天下的太阳”，祈祷太阳“永远放射你的金剪，射尽那些天狼”，‘’驱逐黑暗邪恶，恢复失去的乐园，来祝天地的新生”。这是一篇以狂欢为基调的童话诗剧，表现了“五四”精神的先知先觉者，以最新最美的面貌出现，唤醒后觉者，一起砸碎“幽宫”、“囚笼”，向新世界奋进他们不仅有顽强的斗争精神，而且还有必胜的信念。驱逐邪恶、歌颂光明、欢庆新生构成了全诗的基本主题。

　　继《黎明》之后，1920年郭沫若又先后创作了四部诗剧:《凤凰涅架》、《棠棣之花》、《湘累》和《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架》可说是《黎明》的姐妹篇，也是破坏与创造主题的诗意表现。如果说《黎明》体现了毁灭“幽宫”、“囚笼”、创造“明耀辉光”的精神，塑造了生机勃勃的先觉者的形象，那么《凤凰涅架》则进一步表现了毁灭与创造主题的另一个方面，即通过对先觉者的自我否定、自我创造的抒写，来表现对新生祖国、新生自我的向往。《凤凰涅架》写于1920年1月，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序曲，写的是一对凤凰“飞来在丹穴山上”，它们衔来香木，煽起火星，准备自焚而死。此时它们的情感是“低昂”、“悲壮”的，为整个诗剧奠定了坚实的情感基础。第二部分是正戏。包括“凤歌”、“凰歌”、“凤凰同歌”、“群鸟歌”四个部分。“凤歌”，主要表现了男性对束缚个性、压抑民主的黑暗势力的极端不满和痛恨，诅咒了“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黑暗社会。“凰歌”，唱出女性对自身命运的‘’悲哀、烦恼、寂寥、衰败”，抒写了自我解剖、自我否定、渴求再生的精神。“凤凰同歌”十分简短，进一步渲染了低昂悲壮的气氛，抒写了自我否定、自我创造的决心:“身外的一切!/身外的一切!/一切的一切!/请了!请了!”。”群鸟歌”，通过对岩鹰、家鸽、鹦鹉等一群凡鸟的抒写，有力地鞭挞了政客、奴才们的庸俗丑恶，反衬出凤凰的高洁、悲壮、崇高。第三部分是“凤凰更生歌”，其中包括两曲。一是“鸡鸣”，指出不仅“死了的凤凰更生了”，而且“死了的光明更生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二是“凤凰和鸣”，抒写了坚贞纯洁的凤凰在烈火中获得了新生，在烈火中向着未来翱翔，在烈火中向着光明欢唱!“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凤凰涅架》集中表现了“五四”时代狂飘突进的精神，不仅要毁灭罪恶的旧世界，把旧的一切连同旧的自我在烈火中统统烧毁，而且还创造了一个和谐、净朗、芬芳和自由生动的新世界。这种理想境界虽难免有“乌托邦”之嫌，但其破坏—创造的热望与激情却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艺术传达。

　　1920年，郭沫若还先后创作了被称为《女神三部曲》的《棠棣之花》(写于1920年9月23日)、《女神之再生》(写于1920年12月20日)和《湘累》(写于1920年12月27日)。这三部诗剧都取材于神话和历史。诗人借助于这些神话和历史故事，意在传达“五四”先驱们为实现破坏—创造的社会文化理想所必备的巨人气魄和英雄精神。《棠棣之花》取材于战国时代聂政刺杀韩相侠累的历史故事。这部诗剧只写了聂母墓前聂政和聂荧诀别的一幕。通过英雄人物聂政、聂荧姐弟的抗暴锄恶，表现了他们对黑暗社会的痛恨和见义勇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同时也抒写了他们对新生活的热望与追求:“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女神之再生》是根据《列子·汤问篇》写的，但诗人并不为了再现这个神话传说，而是以此“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共工是象征南方，撷项是象征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其中的女神形象是理想的化身，她们本来就是这世界的创造者，曾经炼就五色彩石把天孔补全，为的是迎来一个“优美的世界”。当她们发现这世界又要再遭“浩劫”时，便立志“创造些新的光明”，“创造些新的温热”，“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共工、额项为争夺帝位而互相征伐，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共工战败，企图毁灭整个世界，结果与撷顶同归于尽。诗剧反映了人民对军阀战争的憎恨，表现了对新中国的热烈向往，同样是“五四”时代毁灭一切、创造一切精神的体现。《湘累》取材于屈原放逐后的生活，但只截取游湖这一片段。诗人曾说:《湘累》“实际上就是‘夫子自道’。诗人借屈原之口，抒发了对“混浊世界”的愤慈之情，表现了自己为“无辜的百姓”而长叹息的赤子之心。《湘累》中的“自我”形象，是“五四”时代精神的形象体现和诗意概括，“我有血总要流，有火总要喷，不论在任何方面，我都想驰骋!”就鲜明表现了“五四”时代的人们要求挣脱一切旧罗网、渴望新生的强烈愿望!总之，郭沫若“五四”时期的五个诗剧都鲜明地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 与抒写破坏—创造激情并行不悖的另一主题是个性解放，郭沫若的《广寒宫》、《孤竹君之二子》体现了这一主题。《广寒宫》和《孤竹君之二子》两部诗剧虽然都作于“五四”过后的“低潮”期，但也同样反映出鲜明强烈的时代节奏。(广寒宫》表现了年轻、活泼、聪慧的嫦娥们对自由、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嫦娥二曾说“我们能想个法子出来，把他(指张果老)拘束着，听随我们自由，那是多么好啦!”表现了对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的向往。诗剧中通过对牛郎织女传说的反复抒写，“天河涓涓水在流，隔河织女恋牵牛。可怜身无双飞翼，可怜水上无行舟”，表达了对真挚爱情、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张果老在诗剧中是黑暗腐朽势力的象征。嫦娥们不仅编了一首歌对他进行讽刺抨击，还设计让他答应“等我研倒了之后，你们再进学堂也好”，结果“树枝听见震摇，树身永不受些伤痕”。可以想象嫦娥们得以暂时地享受自由欢快幸福了。《孤竹君之二子》取材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历史传说，但伯夷、叔齐的形象与人们熟知的鲁迅的《采薇》中的形象相去甚远。在此诗剧中，伯夷追怀“原人的纯洁，原人的真诚”，诅咒“那万恶不赦的夏启”，从“他那家天下的制度”种下“一切的罪恶和不幸的根芽”。因此，“我只能离群索居，独善其身!”‘.你们回到这自然中来，过着纯粹赤裸的野兽生涯，比在囚牢之中做人还胜!”。现实的囚牢在他眼里是这样的一幅图画:“那儿是奴役因袭的铁狱铜笼，那儿是阴险，阴贼，贪婪，涌聚如蜂。青蛇猛兽之群在人上争搏雌雄，奴颜脾膝者流在脓血之间争宠。”他希望人们“逃向自然”，去高唱“人性的凯旋之歌”。对旧制度的诅咒、对自由人性的追求贯穿作品的始终。

　　综观郭沫若的七个诗剧，可以发现题材以青春童话、历史传说和神鬼故事为主，多采用想象象征的表现手法，有着浓烈的主观抒情色彩，着力表现反抗专制、张扬个性、渴望创造、追求光明的“五四”时代主旋律。他的诗剧创作交织着中西文化的影响。郭沫若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的素养，正如他自己所说:“小的时候便喜欢读《楚辞》、《庄子》、《史记》、唐诗”。西方文学特别是歌德的创作对他的诗剧创作影响也很大，他说:“读过了些希腊悲剧家和莎士比亚、歌德等的剧作，不消说是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想来从事史剧或诗剧尝试的。”郭沫若的诗剧较好地融合了诗歌和戏剧的特点，达到了诗情和剧情、意象和形象、诗语和剧语的统郭沫若诗剧属于理想型诗剧，理想型诗剧侧重于表现作家的主观感情和理想信念。此类诗剧多以历史和神魔题材为主，凭借作者丰富奇特的想象力，虚拟出一个颇具浪漫色彩的理想境界，来传达作家超越现实的主观愿望。郭沫若诗剧是这一类型的代表，都洋滋着“五四”时代狂飘突进的浪漫主义精神。《女神之再生》中，当女神们从大海中归来，面对遍地创疾和破碎的天体，再炼五色彩石来补天已经“莫中用了”，她们决心再造个“新鲜的太阳”，这“新鲜的太阳”就是作者心中的理想社会:“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

　　郭沫若诗剧有着鲜明独特的抒情方式，他的抒情角度和所抒发的情感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郭沫若从“自我”出发，经由对“自我”的极度扩张，使其扩张到与宇宙同体甚至比宇宙具有更大的吞吐能量，诗人正是借这一“自我”无与伦比的创生能力去“新造葡萄酒浆”，“新热新光”和“一个新鲜的太阳”(《女神之再生》)，显示出“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毫不妥协的反叛个性和独立不羁的创造精神。

　　诗剧的形象塑造有其特点，诗剧的形象以其象征性、写意性达到了与意象的融合，创造了形神兼备的艺术圣境，使现实和观念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郭沫若的《凤凰涅架》就达到了这种境界。“序曲”即营造出一种凤凰集香木自焚的悲壮氛围，接着通过“凤”和“凰”对唱，前者以悲愤的男性声调诅咒了屠场、囚牢、坟墓和地狱般的旧世界，后者以凄婉哀伤的调子倾诉女性五千年以来的苦难经历。正当凤凰燃起熊熊大火之际，一群凡鸟自天外飞来观看。然而就在这些凡鸟幸灾乐祸的叽喳声中，一轮红日在黎明时分升起，自焚的凤凰也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整个世界包括人类社会与诗人自我也变得新鲜、甘美、光华、欢爱与和谐，由此形成“凤凰涅架”这样一个整体性的象征境界，传达出诗人乃至整个时代所特有的创造激情，使整个诗剧获得了巨大的艺术震撼力。

　　郭沫若诗剧语言充满抒情性，且能达到诗语和剧语的融合。诗剧中不仅对白、独白已达到诗语与剧语的平衡，就是舞台说明也充满诗性，达到了二者的统一。郭沫若曾说:“《棠棣之花》里面桃花正在开花，这儿我刻意孕育了一片和煦的春光，好些友人都说它是诗说它是画，大概就是这样的原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