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徐志摩活在人世虽只短短三十四个年头，但他的以不世出的才情、对生活的热诚，以及创作的勤奋所熔铸而成的优美诗文却相当可观，这已有台湾、香港和内地先后出版的不同版本的　《徐志摩全集》可以作证。改革开放以来，沉寂多年的徐志摩研究也重新启动并蔚为大观，这也已有海内外多种版本的徐志摩传记和大量的徐志摩研究著作可以作证。徐志摩已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不容忽视的存在。

　　然而，徐志摩研究仍然存在着不少盲区和误区，仍有待继续拓展和深入。徐志摩早年是否在上海沪江大学求学，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一系列疑难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徐志摩研究者。陈从周、梁锡华、秦贤次、韩石山、李秀清等几代徐志摩研究者为解答这个徐志摩生平疑案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也展开过热烈的争鸣。而今，随着徐志摩在沪江大学《天籁》杂志上一系列文章并相关资料的被发现，这个徐志摩研究中争论不休的难题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其前身沪江大学校史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并已取得丰硕成果，正陆续出版“沪江文化丛书”。正是在查阅沪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刊物《天籁》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徐志摩1915年底至1916年底在沪江大学求学的直接证据和11篇之多的徐志摩早期佚文，从而改写了现有的徐志摩早期求学和创作版图。

　　自1916年3月第4卷第1号至同年12月第4卷第4号，“天籁社”汉文主笔徐志摩在《天籁》上以别号“徐志摩”和谱名“徐章垿”发表的《渔樵问答》、《卖菜者言》、《说发篇一》、《送魏校长归国序》、《贪夫殉财烈士殉名论》、《征人语》等11篇文言文，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徐志摩大学时代最早的一批作品，弥足珍贵。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徐志摩在20岁之前就已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功底，在其同辈中相当突出，与他的中学同学郁达夫堪称双璧。他对　《楚辞》、《说文》等古籍经典均下过苦功，表现在文章中，便是抒发忧国情怀，爱用生僻古字，以至同级同学称他为“Chinese　etymologist”。这些文言文表明徐志摩所受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影响之深，青少年时期所受的严格的国学教育，无疑构成了徐志摩思想发展和艺术素养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