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徐志摩在诗歌的语言艺术化、体式多样化、结构韵律化和技艺纯真化等方面所作的创造性努力，是其他中国诗人所不能替代的。徐志摩的诗是中国新诗由粗劣的语言到艺术的语言的转折性标志。其诗歌三美具有不可替代的现代性意义。徐志摩对新诗发展理论的探索、对新格律诗创作的尝试以及对新诗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徐志摩的诗创作是对“五四”新诗和新文学传统的一种发展，并使之达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水平。

　　一、对中国现代抒情诗的抒情主义的探索

　　张松建在《“抒情”诊释学》中提出了中国现代抒情诗学的三个结构。他认为“ 抒情主义” 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基本构造， 无论浪漫主义还是写实土义， 无论纯诗的鼓吹者还是大众化诗歌的倡导者， 无不唯情是问， 以至于抒情主义被本质化和普遍化了。从“ 抒情主义” 到“ 反抒情主义” 再到“ 深度抒情” ， 建构了一种影响深远的“ 抒情论释学” ， 也构成了一个认识论上的正、反、合的辩证运动。

　　二十世纪中国的诗歌理论体系尽管存在着复杂的面向， 但是， 如何分配与协商情感、感觉、想象、经验、语言等元素之间的关系、应该把何者作为批评尺度而为现代诗进行本质定位， 却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周作人把抒情从修辞手法提升为诗学本体论：“ 新诗的手法， 我不很佩服白描， 也不喜欢唠叨的叙事，不必说唠叨的说理， 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抒情主义塑造了中国现代诗的基本面向，郭沫若、新月派等浪漫主义者对抒情的推崇自不待言。

　　从两个层面把握抒情主义的含义：第一，它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学事实， 它的生成和变化与一定的集团、民族、国家和历史境遇有密切联系;第二， 它是一种超越时间和地理限制的话语， 这样一来， 它就失去了特定性内涵而变成了一个普泛化的抽象符号。

　　而在大众化的抒情主义者那里， 诗歌不是一种孤立封闭的、白足白在的语言实体，也不是一种可以放任个人情绪的“ 幻想的秩序”，而是主体的一种社会行为， 一个重建个人与公众世界之联系的载体， 它吁请审美与政治、个人与大众、诗歌写作与日常生活展开更密切的对话。现代中国抒情诗学的整个历程就是一部抒情主义不断白我扩张、而反抒情土义和深度抒情进行抗辩的历史， 斗争的结果是， 抒情主义胜出， 化身为新的历史土体， 参与了现代民族一国家的政治实践与文化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