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是一位重要的诗人，他的爱情诗以一种祈祷的方式在充满神奇、和谐的自然界里构筑美好与安宁。

　　本文通过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徐志摩短暂的一生中有关爱情诗创作的演替脉络问题，利用众所周知的琐碎史料去逼近历史真实，使前辈学人研究成果的点贯穿成一条线，采用历史与逻辑推理相结合的方法，发掘徐志摩爱情诗创作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一、灵魂在皈依自然中个体意识的凸现

　　徐志摩开始创作诗歌是因为“整十年前我吹着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他曾满怀深情地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诗人是自然之子,他对自然有着与生俱来的虔诚与顶礼膜拜,并且以一种祈祷的方式在充满神奇、和谐的自然界里,以单纯的心灵与诗性的气质构筑美好与安宁。徐志摩认为自然是自由的天堂,洋溢着温情与圣洁,只有“你单身奔赴大自然的怀抱时，像一个裸体的小孩扑入他母亲的怀抱时,你才知道灵魂的愉快是怎样的，单是活着的快乐是怎样的,单就呼吸单就走道单就张眼看耸耳听的幸福是怎样的”。这里自然中或幽远的淡香或滋润的水汽洗涤着你的灵魂,让你充分显示出人性的浑朴天真的一面。所以，徐志摩认为“自然是最伟大的一部书”,他对世界的认识正是从自然中得来的。他说“我生平最纯粹可贵的教育是得之于自然界、田野、森林、山谷……雷声是我的老师”。在徐志摩的心灵深处,自然代表着圣明、灵秀、安详,它超越了尘世的暗淡与喧嚷,嘲弄着那繁殖恐惧与紧张的一切。在散发着腐臭味的雾霭下,徐志摩选择了以自然作为灵魂的栖息地。自然万物的生机与活力触发了他对阳光与空气的怀念,让他得以能够“诗意的栖居大地”,并以诗的形式建构属于他们自己的自然界。

　　皈依自然是人类获得力量与完满的源泉之一，而徐志摩浪漫的情感却萌生和催发了“灵魂的补剂”⑤，其诗作《康桥再会吧》《再别康桥》以及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等都是诗人“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诗人的诗魂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康河河畔。“康桥的灵性全在一条河上;康河，我敢说是全世界最秀丽的一条水。……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地淹入了你的性灵。”它给你的美感简直是神灵性的一种。

　　徐志摩对自然怀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情感,认为人的灵魂与大自然在共生中走向永恒。在《再别康桥》中，几乎全部是自然景物的歌吟：云彩、金柳、夕阳、波光、轻荇……诗人的笔下，大自然中的意象是富有生命情感的，在诗中被诗人性灵化、人格化了。他说：“人是自然的产儿，就比枝头的花与鸟儿是自然的产儿。”“从大自然，我们取得我们的生命;从大自然，我们应取得我们继续的滋养。”在这样一个物我相融，自然与人和谐的优美境界里，抒发诗人对康河深情的眷恋，对一种自然美、性灵美的纯美理想的执意向往，领悟自然的真实生命，赋予自然以灵性。

　　徐志摩生活在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现代思想苏醒的时代,人的个性意识终于挣脱了封建思想桎梏而获得解放。此时,英国湖畔派诗人对于自然风物的清远超脱,以及拜伦式的斗争激情的宣泄,自然触动徐志摩的诗心,成为他的浪漫诗情的母体。“尽管徐志摩在身体上、思想上、感情上,好动不好静,海内外奔波‘云游’,但是一落到英国即英国的19世纪浪漫派诗境,他的思想感情发而为诗,就从没有能超出这个笼子。”“他的诗思、诗艺几乎没有超出过19世纪英国浪漫派一步。”徐志摩灵气鲜活的自然天性在剑桥特定的文化氛围浸染下,淳化为崇尚自由,追求美感,渴求艺术的浪漫气质。在其升华过程中,浪漫主义的华彩诗篇和魅人情调唤起了徐志摩无羁无限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