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姻没有坚实的爱情作基础。留英期间，徐志摩疯狂地爱上了淑女林徽因，他在一封给林的长长情书中倾诉道：“……抛开所有的犹豫和彷徨，走进那已经为你打开的门，管它里面迎候你的是天堂还是地狱。是地狱又怎么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况且，纵然是地狱，只要有彼雅特莉齐的提携引导，还愁不升上净界和天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基督教文化对徐志摩的影响。

　　徐志摩的人生理想是爱、自由和美。为了爱，为了美，为了自由，他可以不顾一切，甚至献出生命，去撞地狱之门。

　　在徐志摩，如果是为了获取生命存在的自由和生命的本义，生命终极就不是阴森恐怖，而是披着绚丽光华；就不是退缩与消逝，而是进取与升华的象征。“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荒野里倒着一口牲口/黑夜里躺着一具尸首/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为要寻一个明星》）。与其容忍真情贫缺、怯懦苟且的生活，倒不若出离了这狭窄的人间世，只要有夸父逐日的坚执，就必然能走向“恋爱、欢欣、自由”的“理想天庭”，这样的死是美丽的。

　　在徐志摩的诗歌中，还出现了行多飞物意象：生命终极出脱、化解为美丽的飞物意象。徐志摩认为，为自由而死，是非常美丽的。而后来徐志摩是飞着驾临西土，实现了他追求自由的梦想。

　　歌颂美丽死亡在徐志摩诗中频频出现，可以说，诗人受波德莱尔的影响是很大的。徐志摩曾盛赞泛称波德莱尔，并且亲自动手译介波氏的《死尸》一诗，还直接将“以死亡美丽、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思想引入诗歌创作实践，不断涉入死亡，污秽、恐怖等传统诗学的禁地，大胆探索生命终极，直面死亡，表现了生命的真诚超越和人格的自由追求。徐志摩还受过拜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泰戈尔等异域诗人的影响。下面让我们看看华兹华斯、济慈等诗人是怎样对待死亡的。华兹华斯写过一首十四行诗，追忆他的4岁时夭折的小女儿凯瑟琳。诗以骤然而起的喜悦开始：“一阵惊喜，有如躁动的疾风/我急忙趋身，去把喜悦分享。”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来评判，诗人这首诗的“惊喜”肯定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文化心态。为什么“我”会“惊喜”呢？是因为诗人和寂寞地睡在坟冢里的小女儿分享了死亡后寂静的愉悦！济慈在《夜莺颂》里也表达了自己对“静谧的死亡”的喜爱。这些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徐志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