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文学形象，是读者在阅读文学言语系统过程中，经过想象和联想而在头脑中唤起的具体可感的动人的生活图景。”也就是说，文学形象是可供读者审美、品读的。因此，知青形象作为文学形象的一种，它同样具有自己的特征。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一、知青形象的悲剧性

　　从“十七年”到“文革”，几乎所有的人物形象创作都处于政治话语的支配之下，这种政治话语不仅规定了人物形象创作的方向，而且放逐了其艺术个性，使人物形象呈现出单一性。特别在“文革”期间，文学完全成为政治的附庸，文学的创造性和艺术性荡然无存，因此一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带着浓浓的政治意味，成为政治的“传声筒”。进入新时期，这种局面得到改善，“文学以悲剧精神恢复了自己的尊严，实现了自己的新时代复归和创造。"四而一代知青作家初登文坛时，正值中国刚刚结束十年动乱的历史悲剧。所以，知青文学作品也是以悲剧开始，以一种雄浑而又悲壮的情感、苍凉而沉郁的笔调向“极左路线”和荒谬的时代进行血与泪的控诉。知青作家们在小说中通过塑造知青形象来揭露知青一代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和折磨，展示了他们灵魂深处的痛楚，控诉了那个时代的罪恶。小说中的悲剧人物，形象而深刻地揭露了十年内乱所造成的摧残人性、漠视人格的社会悲剧，展示了一代人的悲剧性命运。因此，悲剧性是新时期小说中知青形象最具冲击力度的表现。

　　竹林《生活的路》中的谭娟娟、卢新华《伤痕》中的王晓华和孔捷生《在小河那边》中的严凉最先唱出了这一代人的人生悲歌。这是一代知识青年对那段历史的痛苦的觉醒。竹林《生活的路》中的谭娟娟身上集中体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所经历的种种痛苦与矛盾。单纯善良、有着美好理想的谭娟娟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就直接面对现实生活的残酷，她只能机械地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听任命运的摆布，最终精神崩溃，在恍惚中死去。谭娟娟的悲剧控诉了真诚被愚弄、生命被毁灭的真实情状。甘铁生《聚会》中的丘霞，是回城无路的不幸者们的代表，她强颜欢笑，苦中作乐，最终以生命来控诉自己所经受的苦难和心灵的伤痕。通过这些形象的塑造，我们对知青一代在那段荒谬的日子里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所经受的巨大苦难有了切肤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