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世明的短篇小说《流沙》回望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苏北乡镇，一种专属于中国“前现代”时期的慵懒“村气”氤氲生起。作家笔下首创的“村气”二字实颇为传神，顿时将地域的封闭性与人群意识的钝拙醒目点染开来。但值得注意的是，讲这样的一类乡土故事，“村气”是踏板，也往往是羁绊。

　　而宋世明叙事策略的精巧之处在于，首先让“我”隐在乡民之中，令“村气”如雾，绕缠己身。于是，我们借得了流沙县十二岁小乡民的眼光，来打量定期巡游卖艺的外来人――杨铁锤和他的一对子女杨小虎、杨小妮，《流沙》也由此被导入了一个清晰区隔自我与他者的叙事格局中。须承认，无论是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记录里，抑或小说的故事讲述间，这种“自我――他者”的两分格局都可称做“经典式”的。

　　何谓“他者”（The Other）？此一概念在当下人文学科的众多领域里频繁出现，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等等学科流派中皆可见此“关键词”。“他者”含义既多，运用途径亦五花八门。然而万般“他者”指称，不离其宗地，是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即：凡外在于自我的存在者，皆为“他者”。“他者”也暗示了边缘、低级、被排挤的状况。具体地对流沙镇众乡民而言，外乡人杨铁锤一家显然是不折不扣的“他者”。但《流沙》更为有趣，也更值得探究之处在于，小说语境中的“我”连同流沙县里的“我们”，究竟如何对“他者”的性质做出判定？说白了也就是，外来者为何物？或视之为何物？

　　在《流沙》之前，文化史中早已充斥着诸多以卖艺外乡人为主角的“他者”故事，据我所知，流传得最为深广的当属德国的“彩衣笛手”。它讲的是1284年间德国哈默尔恩城遭受大鼠害，居民束手无策间，从远方来了身穿斑斓彩衣的笛手施皮格尔伯格（所有的卖艺外乡人的身影，皆或多或少与我们的小说主人公杨铁锤相似）。与市民商定好将城里的老鼠全部赶走的酬劳后，他便吹响了手中的笛子。大大小小的老鼠竟鬼使神差地跟随着这位卖艺人，跃入城外的河里，全部淹死。事后市民们却忘恩负义，拒不付酬。于是，“彩衣笛手”再次吹响笛子，城里人家的百来个孩子便如老鼠一般紧随其后，朝着城东的一座高山走去。到得了山下，大地裂开，将可怜的孩子们吞没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