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异秉》看汪曾祺的人性观照

　　汪曾祺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在作品中寄托了深刻的人性观照。

　　汪曾祺的《异秉》最初完稿于1948年。八十年代，汪曾祺对《异秉》进行了改写。改写后的《异秉》少了一份嘲讽和戏谑，更多了一些理解和怜悯，彰显了汪曾祺在历尽人生喧哗后的淡化悲哀、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以及对苦难人生深深的人性观照。

　　一、温和的生存哀歌

　　汪曾祺说：“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思想。”1他评价自己的作品：“我写的人物，有一些是可笑的，但是连这些可笑处也是值得同情的，我对他们的嘲笑不能过于尖刻……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2

　　《异秉》中，王二做生意发家被认为有“异秉”。王二爱听书，以前不敢去听书，认为一个卖熏烧的与听书身份不相称，怕人议论。等到赚了钱，才认为可以了。从这些描述中不难看出，王二是一个道德感强，同时又自我认同感低的人。王二做生意也是如此，最初选择保全堂来摆摊子的原因之一，是晚上来药铺抓药的人很少，王二碍不着人家生意。后来换了地方，是因为“遇上下雨下雪，叫主顾在当街打伞站着，实在很不过意。”王二对他的每一位顾客都很热心，甚至“谁什么时候来，买什么，他心里都是有数的。”3

　　汪曾祺笔下的王二明显地接受了儒学的影响：谦卑有礼，注重人情，自我节制。王二每天吃过晚饭，“就端了一杯热茶，坐到保全堂店堂里的椅子上 ，听人聊天。”“听人聊天”，这句话就让读者对王二的性格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不仅不因自己有钱而大吹大擂，反而自愿地充当倾听者的角色，让别人舒心愉快。汪曾祺把王二的谦卑、小心、人情世故用四个字表现了出来。

　　再说其他人。保全堂的陶先生是“同事”，因为是痰篓子，已经有三次要被请辞，因人说情留下了。但辞而不去，脸上无光，只得更加勤勉，更加谨慎，咳嗽也总是强忍着。在保全堂学生意的陈相公，起得最早，睡得最晚，为先生们倒尿壶，扫地，擦桌子，晒药收药，要干的事情很多。他老是因为做错了事挨打，晚上偷偷哭。煮饭的老朱，人出名的忠诚耿直，从没有正经吃过一顿饭，都是把大家吃剩的残汤剩水泡一点锅巴吃，因此很受敬畏。

　　与王二不同，陶先生、陈相公和老朱都是地位低的人。正因为地位低，他们便放低姿态，卑躬屈膝，一味压抑自己去迎合别人。老朱的行为是一种表演，不管他的本性如何，他都在扮演着一个忠诚耿直、自我牺牲的角色，以一个这样的形象得到观众的认可。陶先生和陈相公连老朱的待遇也不可得，在得知王二的“异秉”在于“大小解分清”后，俩人都急不可待地冲进厕所去检测。这种行为让人在感觉荒诞的同时，一味苦涩感便涌至心头。他们都是无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小人物，只能通过祈盼虚幻的异秉来改变生活。

　　《异秉》中的生活，就像是一首田园诗，清新、雅致、虽苦犹乐。虽然他们的生活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幸，但他们乐于释怀，善于寻找生活的乐趣，对生活怀着美好的期待。这就是汪曾祺带给人们的温暖。

　　二、诗意的“和谐”

　　《异秉》中诗意的“和谐”，在于汪曾祺天然意境的营造，将日常平淡的生活写出韵味和情致来。王二工作虽然辛勤，但家庭很和谐，贤惠的妻子，温顺的儿女。工作之余，可以去听书，去听人说话，日子有滋有味。陶先生和张汉等，至少能够在每天晚上热闹的闲谈中得到安慰，找到盼头。而陈相公则多了一点，就是每天早晚心旷神怡地欣赏风景。这些都是脆弱的，可怜的，但同时又容易满足的人。他们总能够在生活的困难中找到那么一点点乐趣，这么一点乐趣便值得他们去努力地生活下去。汪曾祺以悲悯的目光关注这些普通人的普通人生，同情他们的艰苦，甚至宽容对待他们的弱点，对文中人物委琐鄙薄的行为也生出怜悯。他让笔下的人物以坦然的态度对待人生的遭际，不去刻意计较，顺从命运的安排，随遇而安。

　　造成《异秉》中人物不幸命运的.原因，与社会环境和个人气质息息相关。《异秉》中的环境：“这一条街上的店铺、摆摊的……近几年，景况都不大好。有几家好一些，但也只是能维持。有的是逐渐地败落下来了”，败落了，很多人也因此失了业。有一份工作的人，如陶先生，自然是要兢兢业业，百般隐忍了。财富和能力把这条街上的人分成了若干等级。王二凭借个人技能发了财，获得了人们的尊重，被认为有“异秉”。保全堂有四等人：“管事”、“刀上”、“同事”、“相公”。陶先生是“同事”，“‘同事’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每年都有被辞退的可能。”陈相公更在陶先生之下，作为学徒，“学生竟没有不挨打的”，陈相公没少挨打。论个人气质，王二如此谦卑有礼，自然能够得到尊重。相反的，陶先生“咳嗽痰喘，人也不精明”。陈相公也“好像不大聪明，记性不好，做事迟钝。”对很多人来说，个人气质和客观环境都是无法改变的，要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去，就只能“随遇而安”。每天晚上，保全堂各色人等居于一室，把白天的压抑和苦闷抛开，全心全意地进入侃侃而谈的新境界，这不是一种“诗意的和谐”吗?随遇而安是一种生之无奈，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基于宽容和热爱的坦然面对的坚强。

　　读汪曾祺的小说，就像看到无数小人物与之同呼吸，同说话，同悲同喜。作为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善于发现人的小卑微、小聪明、小志气、小情趣、小龌龊。汪曾祺希望通过自己作品使读者的心胸更宽厚，远离鄙俗，变得高尚一点、雅一点。通过《异秉》，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观照人性，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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