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在文坛崭露头角，80年代初期重返文坛后，他的小说创作无论题材、人物还是叙事方式、情感格调，都与“伤痕”、“反思”文学拉开了距离，显示出“陌生化”的倾向。他始终是一个边缘化的作家。汪曾祺之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是一个具有文学史价值的命题，他使人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小说”有了全新的认识。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坛的出现绝不仅仅具有形式革命的意义，而更具有观念革命的意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所作的开拓都是首屈一指的。

　　普遍认为刘心武的《班主任》是新时期小说的开山之作，但从新的视角分析，1980年发表在《北京文学》l0月号上的汪曾祺的《受戒》才是具有全新意义的小说。正如马风所说：“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受戒》让人们看到了小说的另一种写法，从选材到技巧都令人耳目一新。“新”在与“十七年”形成的小说创作态势表现出格外明显的差异和隔膜，这一点恐怕是以《伤痕》和《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反思”文学所无法相比的，汪的小说促使人们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小说”。同期美国的一所大学把《受戒》编入教材，将它作为研究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标本。评论家李庆西认为，汪氏小说是一种新笔记体小说，它体现着一种新的小说观念，这种自由、随意的文体将文学从一种既定的对客体的认识手段转化为对主体的自我体验，正在这一点上，它开拓了现代小说的天地。它的价值或许在于“它为今后的形态发展进行着艺术准备。它在艺术的高级层次上对小说技巧作出了富于诗意的概括，揭示着小说审美关系和叙事形态变革的可能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实验性作品，是面向未来的先锋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