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异秉》原文】

　　王二是这条街的人看着他发达起来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就在保全堂药店廊檐下摆一个熏烧摊子。“熏烧”就是卤味。他下午来，上午在家里。

　　他家在后街濒河的高坡上，四面不挨人家。房子很旧了，碎砖墙，草顶泥地，倒是不仄逼，也很干净，夏天很凉快。一共三间。正中是堂屋，在“天地君亲师”的下面便是一具石磨。一边是厨房，也就是作坊。一边是卧房，住着王二的一家。他上无父母，嫡亲的只有四口人，一个媳妇，一儿一女。这家总是那么安静，从外面听不到什么声音。后街的人家总是吵吵闹闹的。男人揪着头发打老婆，女人拿火叉打孩子，老太婆用菜刀剁着砧板诅咒偷了她的下蛋鸡的贼。王家从来没有这些声音。他们家起得很早。天不亮王二就起来备料，然后就烧煮。他媳妇梳好头就推磨磨豆腐。——王二的熏烧摊每天要卖出很多回卤豆腐干，这豆腐干是自家做的。磨得了豆腐，就帮王二烧火。火光照得她的圆盘脸红红的。(附近的空气里弥漫着王二家飘出的五香味。)后来王二喂了一头小毛驴，她就不用围着磨盘转了，只要把小驴牵上磨，不时往磨眼里倒半碗豆子，注一点水就行了。省出时间，好做针线。一家四口，大裁小剪，很费功夫。两个孩子，大儿子长得像妈，圆乎乎的脸，两个眼睛笑起来一道缝。小女儿像父亲，瘦长脸，眼睛挺大。

　　儿子念了几年私塾，能记帐了，就不念了。他一天就是牵了小驴去饮，放它到草地上去打滚。到大了一点，就帮父亲洗料备料做生意，放驴的差事就归了妹妹了。

　　每天下午，在上学的孩子放学，人家淘晚饭米的时候，他就来摆他的摊子。他为什么选中保全堂来摆他的摊子呢?是因为这地点好，东街西街和附近几条巷子到这里都不远;因为保全堂的廊檐宽，柜台到铺门有相当的余地;还是因为这是一家药店，药店到晚上生意就比较清淡，——很少人晚上上药铺抓药的，他摆个摊子碍不着人家的买卖，都说不清。当初还一定是请人向药店的东家说了好话，亲自登门叩谢过的。反正，有年头了。他的的摊子的全副“生财”——这地方把做买卖的用具叫做“生财”，就寄放在药店店堂的后面过道里，挨墙放着，上面就是悬在二梁上的赵公元帅的神龛，这些“生财”包括两块长板，两条三条腿的高板凳(这种高凳一边两条腿，在两头;一边一条腿在当中)，以及好几个一面装了玻璃的匣子。他把板凳支好，长板放平，玻璃匣子排开。这些玻璃匣子里装的是黑瓜子、白瓜子、盐炒豌豆、油炸豌豆、兰花豆、五香花生米、长板的一头摆开“熏烧”。“熏烧”除回卤豆腐干之外，主要是牛肉、蒲包肉和猪头肉。这地方一般人家是不大吃牛肉的。吃，也极少红烧、清炖，只是到熏烧摊子去买。这种牛肉是五香加盐煮好，外面染了通红的红曲，一大块一大块的堆在那里。买多少，现切，放在送过来的盘子里，抓一把青蒜，浇一勺辣椒糊。蒲包肉似乎是这个县里特有的。用一个三寸来长直径寸半的蒲包，里面衬上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了口，拦腰用一道麻绳系紧，成一个葫芦形。煮熟以后，倒出来，也是一个带有蒲包印迹的葫芦。切成片，很香。猪头肉则分门别类的卖，拱嘴、耳朵、脸子，——脸子有个专门名词，叫“大肥”。要什么，切什么。到了上灯以后，王二的生意就到了高潮。只见他拿了刀不停地切，一面还忙着收钱，包油炸的、盐炒的豌豆、瓜子，很少有歇一歇的时候。一直忙到九点多钟，在他的两盏高罩的煤油灯里煤油已经点去了一多半，装熏烧的盘子和装豌豆的匣子都已经见了底的时候，他媳妇给他送饭来了，他才用热水擦一把脸，吃晚饭。吃完晚饭，总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生意，他不忙收摊子，就端了一杯热茶，坐到保全堂店堂里的椅子上，听人聊天，一面拿眼睛瞟着他的摊子，见有人走来，就起身切一盘，包两包。他的主顾都是熟人，谁什么时候来，买什么，他心里都是有数的。

　　这一条街上的店铺、摆摊的，生意如何，彼此都很清楚。近几年，景况都不大好。有几家好一些，但也只是能维持。有的是逐渐地败落下来了。先是货架上的东西越来越空，只出不进，最后就出让“生财”，关门歇业。只有王二的生意却越做越兴旺。他的摊子越摆越大，装炒货的匣子，装熏烧的洋磁盘子，越来越多。每天晚上到了买卖高潮的时候，摊子外面有时会拥着好些人。好天气还好，遇上下雨下雪(下雨下雪买他的东西的比平常更多)，叫主顾在当街打伞站着，实在很不过意。于是经人说合，出了租钱，他就把他的摊子搬到隔壁源昌烟店的店堂里去了。

　　源昌烟店是个老名号，专卖旱烟，做门市，也做批发。一边是柜台，一边是刨烟的作坊。这一带抽的旱烟是刨成丝的。刨烟师傅把烟叶子一张一张立着叠在一个特制的木床子上，用皮绳木楔卡紧，两腿夹着床子，用一个刨刃有半尺宽的大刨子刨。烟是黄的。他们都穿了白布套裤。这套裤也都变黄了。下了工，脱了套裤，他们身上也到处是黄的。头发也是黄的。——手艺人都带着他那个行业特有的颜色。染坊师傅的指甲缝里都是蓝的，碾米师傅的眉毛总是白蒙蒙的。原来，源昌号每天有四个师傅、四副床子刨烟。每天总有一些大人孩子站在旁边看。后来减成三个，两个，一个。最后连这一个也辞了。这家的东家就靠卖一点纸烟、火柴、零包的茶叶维持生活，也还卖一点趸来的旱烟、皮丝烟。不知道为什么，原来挺敞亮的店堂变得黑暗了，牌匾上的金字也都无精打采了。那座柜台显得特别的大。大，而空。

　　王二来了，就占了半边店堂，就是原来刨烟师傅刨烟的地方。他的摊子原来在保全堂廊檐是东西向横放着的，迁到源昌，就改成南北向，直放了。所以，已经不能算是一个摊子，而是半个店铺了。他在原有的板子之外增加了一块，摆成一个曲尺形，俨然也就是一个柜台。他所卖的东西的品种也增加了。即以熏烧而论，除了原有的回卤豆腐干、牛肉、猪头肉、蒲包肉之外，春天，卖一种叫做“鵽”的野味，——这是一种候鸟，长嘴长脚，因为是桃花开时来的，不知是哪位文人雅士给它起了一个名称叫“桃花鵽”;卖鹌鹑;入冬以后，他就挂起一个长条形的玻璃镜框，里面用大红腊笺写了泥金字：“即日起新添美味羊糕五香兔肉”。这地方人没有自己家里做羊肉的，都是从熏烧摊上买。只有一种吃法：带皮白煮，冻实，切片，加青蒜、辣椒糊，还有一把必不可少的胡萝卜丝(据说这是最能解膻气的)。酱油、醋，买回来自己加。兔肉，也像牛肉似的加盐和五香煮，染了通红的红曲。

　　这条街上过年时的春联是各式各样的。有的是特制嵌了字号的。比如保全堂，就是由该店拔贡出身的东家拟制的“保我黎民，全登寿域”;有些大字号，比如布店，口气很大，贴的是“生涯宗子贡，贸易效陶朱”，最常见的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小本经营的买卖的则很谦虚地写出：“生意三春草，财源雨后花”。这末一副春联，用于王二的超摊子准铺子，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虽然王二并没有想到贴这样一副春联，——他也没处贴呀，这铺面的字号还是“源昌”。他的生意真是三春草、雨后花一样的起来了。“起来”最显眼的标志是他把长罩煤油灯撤掉，挂起一盏呼呼作响的汽灯。须知，汽灯这东西只有钱庄、绸缎庄才用，而王二，居然在一个熏烧摊子的上面，挂起来了。这白亮白亮的汽灯，越显得源昌柜台里的一盏煤油灯十分的暗淡了。

　　王二的发达，是从他的生活也看得出来的。第一，他可以自由地去听书。王二最爱听书。走到街上，在形形色色招贴告示中间，他最注意的是说书的报条。那是三寸宽，四尺来长的一条黄颜色的纸，浓墨写道：“特聘维扬×××先生在×××(茶馆)开讲××(三国、水浒、岳传……)是月×日起风雨无阻”。以前去听书都要经过考虑。一是花钱，二是费时间，更主要的是考虑这于他的身份不大相称：一个卖熏烧的，常常听书，怕人议论。他觉得可以了，想听就去。小蓬莱、五柳园(这都是说书的茶馆)，都去，三国、水浒、岳传，都听。尤其是夏天，天长，穿了竹布的或夏布的长衫，拿了一吊钱，就去了。下午的书一点开书，不到四点钟就“明日请早”了(这里说书的规矩是在说书先生说到预定的地方，留下一个扣子，跑堂的茶房高喝一声“明日请早——!”听客们就纷纷起身散场)，这耽误不了他的生意。他一天忙到晚，只有这一段时间得空。第二，过年推牌九，他在下注时不犹豫。王二平常绝不赌钱，只有过年赌五天。过年赌钱不犯禁，家家店铺里都可赌钱。初一起，不做生意，铺门关起来，里面黑洞洞的。保全堂柜台里身，有一个小穿堂，是供神农祖师的地方，上面有个天窗，比较亮堂。拉开神农画像前的一张方桌，哗啦一声，骨牌和骰子就倒出来了。打麻将多是社会地位相近的，推牌九则不论。谁都可以来。保全堂的“同仁”(除了陶先生和陈相公)，替人家收房钱的抡元，卖活鱼的疤眼——他曾得外症，治愈后左眼留一大疤，小学生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巴颜喀拉山”，这外号竟传开了，一街人都叫他巴颜喀拉山，虽然有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王二。输赢说大不大，说小可也不少。十吊钱推一庄。十吊钱相当于三块洋钱。下注稍大的是一吊钱三三四，一吊钱分三道：三百、三百、四百。七点赢一道，八点赢两道，若是抓到一副九点或是天地杠，庄家赔一吊钱。王二下“三三四”是常事。有时竟会下到五吊钱一注孤丁，把五吊钱稳稳地推出去，心不跳，手不抖。(收房钱的抡元下到五百钱一注时手就抖个不住。)赢得多了，他也能上去推两庄。推牌九这玩意，财越大，气越粗，王二输的时候竟不多。

　　王二把他的买卖乔迁到隔壁源昌去了，但是每天九点以后他一定还是端了一杯茶到保全堂店堂里来坐个点把钟。儿子大了，晚上再来的零星生意，他一个人就可以应付了。且说保全堂。

　　这是一家门面不大的药店。不知为什么，这药店的东家用人，不用本地人，从上到下，从管事的到挑水的，一律是淮城人。他们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轮流回家，去干传宗接代的事。其余十一个月，都住在店里。他们的老婆就守十一个月的寡。药店的“同仁”，一律称为“先生”。先生里分为几等。一等的是“管事”，即经理。当了管事就是终身职务，很少听说过有东家把管事辞了的。除非老管事病故，才会延聘一位新管事。当了管事，就有“身股”，或称“人股”，到了年底可以按股分红。因此，他对生意是兢兢业业，忠心耿耿的。东家从不到店，管事负责一切。他照例一个人单独睡在神农像后面的一间屋子里，名叫“后柜”。总帐、银钱，贵重的药材如犀角、羚羊、麝香，都锁在这间屋子里，钥匙在他身上，——人参、鹿茸不算什么贵重东西。吃饭的时候，管事总是坐在横头末席，以示代表东家奉陪诸位先生。熬到“管事”能有几人?全城一共才有那么几家药店。保全堂的管事姓卢。二等的叫“刀上”，管切药和“跌”丸药。药店每天都有很多药要切“饮片”切得整齐不整齐，漂亮不漂亮，直接影响生意好坏。内行人一看，就知道这药是什么人切出来的。“刀上”是个技术人员，薪金最高，在店中地位也最尊。吃饭时他照例坐在上首的二席，——除了有客，头席总是虚着的。逢年过节，药王生日(药王不是神农氏，却是孙思邈)，有酒，管事的举杯，必得“刀上”先喝一口，大家才喝。保全堂的“刀上”是全县头一把刀，他要是闹脾气辞职，马上就有别家抢着请他去。好在此人虽有点高傲，有点倔，却轻易不发脾气。他姓许。其余的都叫“同事”。那读法却有点特别，重音在“同”字上。他们的职务就是抓药，写帐。“同事”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每年都有被辞退的可能。辞退时“管事”并不说话，只是在腊月有一桌辞年酒，算是东家向“同仁”道一年的辛苦，只要是把哪位“同事”请到上席去，该“同事”就二话不说，客客气气地卷起铺盖另谋高就。当然，事前就从旁漏出一点风声的，并不当真是打一闷棍。该辞退“同事”在八月节后就有预感。有的早就和别家谈好，很潇洒地走了;有的则请人斡旋，留一年再看。后一种，总要作一点“检讨”，下一点“保证”。“回炉的烧饼不香”，辞而不去，面上无光，身价就低了。保全堂的陶先生，就已经有三次要被请到上席了。他咳嗽痰喘，人也不精明。终于没有坐上席，一则是同行店伙纷纷来说情：辞了他，他上谁家去呢?谁家会要这样一个痰篓子呢?这岂非绝了他的生计?二则，他还有一点好处，即不回家。他四十多岁了，却没有传宗接代的任务，因为他没有娶过亲。这样，陶先生就只有更加勤勉，更加谨慎了。每逢他的喘病发作时，有人问：“陶先生，你这两天又不大好吧?”他就一面喘嗽着一面说：“啊，不，很好，很(呼噜呼噜)好!”

　　以上，是“先生”一级。“先生”以下，是学生意的。药店管学生意的却有一个奇怪称呼，叫做“相公”。

　　因此，这药店除煮饭挑水的之外，实有四等人：“管事”、“刀上”、“同事”、“相公”。

　　保全堂的几位“相公”都已经过了三年零一节，满师走了。现有的“相公”姓陈。

　　陈相公脑袋大大的，眼睛圆圆的，嘴唇厚厚的，说话声气粗粗的——呜噜呜噜地说不清楚。

　　他一天的生活如下：起得比谁都早。起来就把“先生”们的尿壶都倒了涮干净控在厕所里。扫地。擦桌椅、擦柜台。到处掸土。开门。这地方的店铺大都是“铺闼子门”，——一列宽可一尺的厚厚的门板嵌在门框和门槛的槽子里。陈相公就一块一块卸出来，按“东一”、“东二”、“东三”、“东四”、“西一”、“西二”、“西三”、“西四”次序，靠墙竖好。晒药，收药。太阳出来时，把许先生切好的“饮片”、“跌”好的丸药，——都放在匾筛里，用头顶着，爬上梯子，到屋顶的晒台上放好;傍晚时再收下来。这是他一天最快乐的时候。他可以登高四望。看得见许多店铺和人家的房顶，都是黑黑的。看得见远外的绿树，绿树后面缓缓移动的帆。看得见鸽子，看得见飘动摇摆的风筝。到了七月，傍晚，还可以看巧云。七月的云多变幻，当地叫做“巧云”。那是真好看呀：灰的、白的、黄的、桔红的，镶着金边，一会一个样，像狮子的，像老虎的，像马、像狗的。此时的陈相公，真是古人所说的“心旷神怡”。其余的时候，就很刻板枯燥了。碾药。两脚踏着木板，在一个船形的铁碾槽子里碾。倘若碾的是胡椒，就要不停地打喷嚏。裁纸。用一个大弯刀，把一沓一沓的白粉连纸裁成大小不等的方块，包药用。刷印包装纸。他每天还有两项例行的公事。上午，要搓很多抽水烟用的纸枚子。把装铜钱的钱板翻过来，用“表心纸”一根一根地搓。保全堂没有人抽水烟，但不知什么道理每天都要搓许多纸枚子，谁来都可取几根，这已经成了一种“传统”。下午，擦灯罩。药店里里外外，要用十来盏煤油灯。所有灯罩，每天都要擦一遍。晚上，摊膏药。从上灯起，直到王二过店堂里来闲坐，他一直都在摊膏药。到十点多钟，把先生们的尿壶都放到他们的床下，该吹灭的灯都吹灭了，上了门，他就可以准备睡觉了。先生们都睡在后面的厢屋里，陈相公睡在店堂里。把铺板一放，铺盖摊开，这就是他一个人的天地了。临睡前他总要背两篇《汤头歌诀》，——药店的先生总要懂一点医道。小户人家有病不求医，到药店来说明病状，先生们随口就要说出：“吃一剂小柴胡汤吧”，“服三付霍香正气丸”，“上一点七厘散”。有时，坐在被窝里想一会家，想想他的多年守寡的母亲，想想他家房门背后的一张贴了多年的麒麟送子的年画。想不一会，困了，把脑袋放倒，立刻就响起了很大的鼾声。

　　陈相公已经学了一年多生意了。他已经给赵公元帅和神农爷烧了三十次香。初一、十五，都要给这二位烧香，这照例是陈相公的事。赵公元帅手执金鞭，身骑黑虎，两旁有一副八寸长的黑地金字的小对联：“手执金鞭驱宝至，身骑黑虎送财来。”神农爷虬髯披发，赤身露体，腰里围着一圈很大的树叶，手指甲、脚指甲都很长，一只手捏着一棵灵芝草，坐在一块石头上。陈相公对这二位看得很熟，烧香的时候很虔敬。

　　陈相公老是挨打。学生竟没有不挨打的，陈相公挨打的次数也似稍多了一点。挨打的原因大都是因为做错了事：纸裁歪了，灯罩擦破了。这孩子也好像不大聪明，记性不好，做事迟钝。打他的多是卢先生。卢先生不是暴脾气，打他是为他好，要他成人。有一次可挨了大打。他收药，下梯一脚踩空了，把一匾筛泽泻翻到了阴沟里。这回打他的是许先生。他用一根闩门的木棍没头没脑的把他痛打了一顿，打得这孩子哇哇地乱叫：“哎呀!哎呀!我下回不了!下回不了!哎呀!哎呀!我错了!哎呀!哎呀!”谁也不能去劝，因为知道许先生的脾气，越劝越打得凶，何况他这回的错是不小(泽泻不是贵药，但切起来很费工，要切成厚薄一样，状如铜钱的圆片)。后来还是煮饭的老朱来劝住了。这老朱来得比谁都早，人又出名的忠诚梗直。他从来没有正经吃过一顿饭，都是把大家吃剩的残汤剩水泡一点锅巴吃。因此，一店人都对他很敬畏。他一把夺过许先生手里的门闩，说了一句话：“他也是人生父母养的!”陈相公挨了打，当时没敢哭。到了晚上，上了门，一个人呜呜地哭了半天。他向他远在故乡的母亲说：“妈妈，我又挨打了!妈妈，不要紧的，再挨两年打，我就能养活你老人家了!”

　　王二每年到保全堂店堂里来，是因为这里热闹。别的店铺到九点多钟，就没有什么人，往往只有一个管事在算帐，一个学徒在打盹。保全堂正是高朋满座的时候。这些先生都是无家可归的光棍，这时都聚集到店堂里来。还有几个常客，收房钱的抡元，卖活鱼的巴颜喀拉山，给人家熬鸦片烟的老炳，还有一个张汉。这张汉是对门万顺酱园连家的一个亲戚兼食客，全名是张汉轩，大家却都叫他张汉。大概是觉得已经沦为食客，就不必“轩”了。此人有七十岁了，长得活脱像一个伏尔泰，一张尖脸，一个尖尖的鼻子。他年轻时在外地做过幕，走过很多地方，见多识广，什么都知道，是个百事通。比如说抽烟，他就告诉你烟有五种：水、旱、鼻、雅、潮，“雅”是鸦片。“潮”是潮烟，这地方谁也没见过。说喝酒，他就能说出山东黄、状元红、莲花白……说喝茶，他就告诉你狮峰龙井、苏州的碧螺春，云南的“烤茶”是在怎样一个罐里烤的，福建的功夫茶的茶杯比酒盅还小，就是吃了一只炖肘子，也只能喝三杯，这茶太酽了。他熟读《子不语》、《夜雨秋灯录》，能讲许多鬼狐故事。他还知道云南怎样放蛊，湘西怎样赶尸。他还亲眼见到过旱魃、僵尸、狐狸精，有时间，有地点，有子有眼。三教九流，医卜星相，他全知道。他读过《麻衣神相》、《柳庄神相》，会算“奇门遁甲”、“六壬课”、“灵棋经”。他总要到快九点钟时才出现(白天不知道他干什么)，他一来，大家精神为之一振，这一晚上就全听他一个人百刂话。他很会讲，起承转合，抑扬顿挫，有声有色。他也像说书先生一样，说到筋节处就停住了，慢慢地抽烟，急得大家一劲地催他：“后来呢?后来呢?”这也是陈相公一天比较快乐的时候。他一边摊着膏药，一边听着。有时，听得太入神了，摊膏药的扦子停留在油纸上，会废掉一张膏药。他一发现，赶紧偷偷塞进口袋里。这时也不会被发现，不会挨打。

　　有一天，张汉谈起人生有命。说朱洪武、沈万山、范丹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都是丑时建生，鸡鸣头遍。但是一声鸡叫，可就命分三等了：抬头朱洪武，低头沈万山，勾一勾就是穷范丹。朱洪武贵为天子，沈万山富甲天下，穷范丹冻饿而死。他又说凡是成大事业，有大作为，兴旺发达的，都有异相，或有特殊的秉赋。汉高祖刘邦，股有七十二黑子——就是屁股上有七十二颗黑痣，谁有过?明太祖朱元璋，生就是五岳朝天，——两额、两颧、下巴，都突出，状如五岳，谁有过?樊哙能把一个整猪腿生吃下去，燕人张翼德，睡着了也睁着眼睛。就是市井之人，凡有走了一步好运的，也莫不有与众不同之处。必有非常之人，乃成非常之事。大家听了，不禁暗暗点头。

　　张汉猛吸了几口旱烟，忽然话锋一转，向王二道：“即以王二而论，他这些年飞黄腾达，财源茂盛，也必有其异秉。”“……?”

　　王二不解何为“异秉”。

　　“就是与众不同，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你说说，你说说!”大家也都怂恿王二：“说说!说说!”

　　王二虽然发了一点财，却随时不忘自己的身份，从不僭越自大，在大家敦促之下，只有很诚恳地欠一欠身说：“我呀，有那么一点：大小解分清。”他怕大家不懂，又解释道：“我解手时，总是先解小手，后解大手。”

　　张汉一听，拍了一下手，说：“就是说，不是屎尿一起来，难得!”

　　说着，已经过了十点半了，大家起身道别。该上门了。卢先生向柜台里一看，陈相公不见了，就大声喊：“陈相公!”喊了几声，没人应声。

　　原来陈相公在厕所里。这是陶先生发现的。他一头走进厕所，发现陈相公已经蹲在那里。本来，这时候都不是他们俩解大手的时候。

　　一九四八年旧稿

　　一九八零年五月二十日重写

【汪曾祺《异秉》赏析】

　　汪曾祺(1920-1997)是江苏高邮人，青年时代就读于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得到沈从文指点，开始文学创作。但就在他的文学生涯一片光明的时候，突然遭遇中断。上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整整三十年，除了60年代初写过一点作品，他的创作基本上中断了。汪曾祺在“文革”中曾被“控制使用”，参与《沙家浜》等样板戏编剧。代人捉刀，虽然日后为他赢得了意想不到的声望，毕竟不是从心所愿，也说明不了他才华的本质。汪曾祺文学真正的再出发，是八十年代初重新执笔，以六十多岁高龄从1980年到1983年连续发表《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故里三陈》等名篇，一举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是真正的“大器晚成”。

　　相对于当代文坛普遍的“高产”，汪曾祺的创作量很低。1993年在为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文集》做序时，他说自己“把作品大体归拢了一下，第一个感觉是：才这么一点!”这话包含着空抛岁月、浪掷生命的遗憾，造化弄人的无奈，但多少也显示了另一种自傲和满足——就凭“这么一点”，他已经永不能被抹煞了。

　　沈从文曾经责怪他的读者，“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汪曾祺应该是这些读者中的一个例外，《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这样概括乃师小说：“他的小说就混合这美丽与悲凉”——这大概也算是汪曾祺的夫子自道。

　　汪曾祺擅长短篇小说，语言洗练，平淡，强调内敛的深厚，表面上似乎不够丰腴闳肆，但实是他的好处所在，中国文学特有的浮胀豪迈，与他无关。他特别倾心于喧嚣的时代主题之外古老乡镇普通人辛劳而认真的日常生活的平静的况味，发掘岁月所积的风物人情的恒久魔力，既贪恋于浓酽厚重的生活趣味和人性的骄傲，又感叹无法逃避的生命的悲凉。

　　《异秉》就是极好的一例。

　　《异秉》是汪曾祺1980年贡献于文坛的一篇力作，也是对1948年旧稿的改写，凝聚了三十多年创作空白期所积蓄的生命体验，充分体现了他在艺术上的追求：他对中国民间普通人坚韧活泼的生命力和生活情味的崇高敬意，对小人物某些无伤大雅的缺点的善意揶揄，绝对避免新文艺腔的一丝不苟的白描，看似略不经意实则匠心独运的谋篇布局，以及语言的精到、分寸、传神。这以后的《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故里三陈》顺流而下，将《异秉》的境界加以扩充、深化，故《异秉》也是复出后的汪曾祺创作上的一个转折点和新的起点。

　　《异秉》“重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正是“新时期文学”百花争艳的季节，也是文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紧密配合的蜜月期。许多重操旧业的中老年作家都主动以自己的创作配合时代主题，比如政治反思、思想解放、人性复归等，有的甚至直接介入当下的政治改革(如农村正在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所有这一切在《异秉》中都看不到。诡异的汪曾祺有意将小说的时代背景隐藏起来，任何可能泄露曹雪芹所谓“朝代年纪”的细节都被他细心地省略掉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有意的安排?这只能归结到汪曾祺这个似乎不讲政治的作家在整整三十年的沉默之后对政治的某种程度的看透与规避。没有这种看透与规避就没有汪曾祺，也没有《异秉》这样的作品。中国当代文学真正在整体上摆脱政治的捆绑而回归文学自身的航道要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汪曾祺上世纪80年代初重返文坛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做了。他的丝毫不事张扬的先知先觉和大彻大悟，不能不令人钦佩。

　　汪曾祺之后，当代江苏作家群，从苏童、叶兆言、顾前到朱文、韩东、吴晨骏、刘立杆以及移居外地的张生、海力洪、魏微等，个性迥异，又一脉相承：都善于发现人的小卑微、小聪明、小志气、小情趣、小龌龊;直率地写出，满有宽容和怜悯。《异秉》多少卑微，然而实在，亲切!你岂敢自以为是地凌驾于汪曾祺笔下那些小人物之上?同样，朱文《我爱美元》《把穷人统统打昏》，韩东《在码头》《美元胜过人民币》和近作《扎根》《我和你》《小城英雄英特迈往》，一律粗，野，俗，穷酸，狭邪，也都令你不可小视。中国文坛向来喜欢虚张声势、掼派头、装门面的货色，其实跟汪曾祺所开创的江苏作家的这个自甘卑微的传统相比，才真是不值一提的。我认为应该对这一群江苏作家脱帽致敬。像他们这样不断地掘下去，多少还能掘出中国生活与中国心灵的某些真实来。相反，如果一味涂抹，粉饰，虚飘，真不知末路会怎样。

　　《异秉》依次写“王二”家如何与别家不同，王二的卤货摊子的陈设及其生意发展的过程，“源昌烟店”如何逐渐萧条，“保全堂”及其“管事”、“刀上”、“同事”、“相公”之间的森严等级，王二“发达”之后如何舍得听说书和过年赌博——这种平行叙述并没有明显的中心线索(王二似乎是中心似乎又不是)，但我们读时并不觉得琐碎，反而觉得好像一直有个看不见的中心在约束着。最后，似乎在无意之中随便牵出一个闲人“张汉”，分头叙述的各色人等都聚集在他面前听他讲有关“异秉”的事，这在结构上就算圆满了，而先前那个若隐若现的中心线索也终于露出水面，分散的叙述在更加深邃的心理层面聚拢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原来，那些平常看似懒散而无所用心的人们，或者虽然认真地生活但并无高远关怀的人们，内心深处却都有一种对自己无法理解的命运的顺从和敬畏。因为根本无法理解，那所顺从所敬畏的命运又采取了卑之无甚高论的滑稽形态，直至被他们重新降低为可以在茅房里暗暗操作的发迹的诀窍!

　　对于生命的这种掺和着颓败的认真，混合着滑稽的庄严，调和了美丽的悲凉，汪曾祺并无一点轻视与嘲弄。相反，他的一丝不苟的笔墨，本身就显示出对这一群小人物的理解、同情甚至敬畏和礼赞。王国维《人间词话》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这是针对诗词而发，《异秉》是小说，风景描写几乎没有(陈相公上房收药一节或许是个例外)，但作者以细致精到的“白描”沛然展现了中国底层普通人诸般的生活细节，从这种“白描”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全力以赴的热情。这样的白描不也就是“情语”吗?

　　写有滋有味认真经营一家人生活的王二的汪曾祺不是和王二一样认真，一样有滋有味吗?汪曾祺热爱生命，并不因为这生命符合某个抽象的理想图式，而是因为这是藏垢纳污、瑕瑜互见、不可分拆的生命本身。

　　小说一开始，写王二家“房子很旧了，碎砖墙，草顶泥地，倒是不仄逼，也很干净，夏天很凉快”，这文字平淡无奇，但自有深意。前五句都与季节无关，是对房子的纯客观的观察，第六句突然转到“夏天很凉快”，就写到季节天气了，却又好像随口想起加以补充，而且并不涉及一年里其他三个季节。这样突然想到，随手拈来，更显得自然亲切，如絮家常，符合日常说话的规律，也很可以见出汪曾祺所特有的文字精神。

　　他这样写“保全堂”地位低下经常挨打的“张相公”：“有时，坐在被窝里想一会家，想想他的多年守寡的母亲，想想他家房门背后的一张贴了多年的麒麟送子的年画。想不一会，困了，把脑袋放倒，立刻就响起了很大的鼾声”，这似乎有点像鲁迅写土谷寺里的阿Q，但“他家房门背后的一张贴了多年的麒麟送子的年画”绝对是汪曾祺的创造。

　　这样的细节不仅是短篇小说的精彩所在，也是文学本身所要求的基本元素。一个作家如果提供不了这样不可重复的独特而深刻的细节，就无法抓紧生活的神经末梢来描写生活，就始终游离在生活和艺术的边缘——不管他名气有多响亮。

　　另一个地方，说张汉“总要到快九点钟才出现(白天不知道他干什么)”。为何要补充括号里的内容?只是追求有趣的噱头吗?在短篇小说中，出现《异秉》这样众多的人物，每个人物都以寥寥数笔写出其精神的或一侧面，但他们更多的生活内容，因为与小说构思无关，因为实在无法纳入短篇的逼仄世界，就只好放在黑暗里。如何选取人物生活的合适内容进入小说，哪些放在明处，哪些放在暗处，哪些只是冰山的一角，不能不写又不能多写，不能不解释又不能完全点透不留余地——所有这一切，才是最考验作者手段的地方。汪曾祺的艺术，正是在这些细节上见出。

　　但是，说张汉“长得活脱像一个伏尔泰”，又有什么意思呢?中国读者有几人见过伏尔泰?但汪曾祺敢这么突兀地写出，凭着灵感的一闪，和盘托出，不加解释，似乎触着了，又不全然呈现，“引而不发，跃如也”。

　　《异秉》作为1948年一篇旧作的“改写”，很有象征意味。一方面，通过旧作的改写，汪曾祺晚年的文学生涯有效地突破了他身体所在的“新时期文学”的体制，而与现代文学的超然的精神接通;另一方面，毕竟是“改写”，所以又可以从他在现代文学末期已经达到的境界再次出发，凭着多年积累，在“改写”中更上层楼。

　　这也落实在文字细节上。我们虽然不能看到1948年的《异秉》原稿，却可以通过将改写之后的《异秉》与1947年完成的题材类似的短篇《鸡鸭名家》略做比较，来推测他的“改写”主要在哪些方面特别用力。

　　《鸡鸭名家》写“我”看到阔别十年的父亲和两个路过的老人打招呼(大概是作者抗战胜利后返回故里的真实写照罢)，很自然地在父亲的帮助下搜寻童年的记忆，想起两个“鸡鸭名家”——乡下两个“炕鸡”、“养鸭”的高手——他们的波澜不惊的人生，出神入化的技艺。用的完全是“倒叙法”，而以“刚才那两个老人是谁?”这样的句式一段一段串联起来，结构章法上具有明显的因为学习外国现代文学未能神而明之地化用所造成的新文艺腔。这种新文艺腔虽然在结构上勉强统一了作品，却并没有给作品带来意义上的完整性。改写之后的《异秉》克服了这一点，不仅洗净了新文艺腔在结构上的勉强，更把散乱的生活现象统一在卑微的小人物同样卑微的深藏不露的中国式的模糊信仰层面——统一于汪曾祺小说的弥漫性的精神背景。

　　相比起来，文字细节的变化尤其重要。《鸡鸭名家》写小鸡小鸭的可爱，“看它们在竹笼里挨挨挤挤，窜窜跳跳，令人感到生命的欢悦”，这句完全是中西古今杂交，“挨挨挤挤，窜窜跳跳”是方言，是本土化文学，“令人感到生命的欢悦”则是外来的新文艺腔。另外写种地和养鸭的分别，说“种地不是一个人，撒种、车水、蓐草、打场，有歌声，有锣鼓，呼吸着人的气息。养鸭是一种游离，一种放逐，一种流浪”，这不仅是沈从文作品中常见的杂糅，也是80年代以后文学作品中不仅常见而且变本加厉的杂糅。《异秉》的原稿应该也是这样罢，但我们看改写过之后的《异秉》，类似《鸡鸭名家》的这种文字上的杂糅已经不见了，而《鸡鸭名家》纯粹建立在中国语言文字和民间口语基础之上的伸缩自如自然贴近的语言，则得到发扬光大，一统天下。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语言问题渐渐为中国文学界所重视。始作俑者就是汪曾祺。1987年他在哈佛和耶鲁发表两次演讲，皆以“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为题，此后又连续写了多篇谈语言的文章。《汪曾祺文集》“文论卷”许多文章都和语言有关，语言问题始终是他理解文学的基点，也是他小说创作的主要着力点所在。

　　“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这是汪氏讨论文学语言的基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这就是说，语言并非附属于文学的工具，相反乃是文学赖以存在的根据;语言直接制约着文学，作家用什么样的语言写作，直接就可以看出他的文学才性。

　　汪氏所谈的“语言”当然是汉语，不过他所使用的“语言”概念并不等于西方现代语言学那个以语音为中心而排斥文字的语言概念，而是从声音与文字、“声音语”和“文字语”、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关系着眼，具体考察“中国文学的语言”。他的结论毋宁说是“字本位”的，即强调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学始终受中国文字的制约：“写小说用的语言，文学的语言，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言。是视觉的语言，不是听觉的语言。有的作家的语言离开口语较远，比如鲁迅;有的作家的语言比较接近口语，比如老舍。即使是老舍，可以说他的语言接近口语，甚至是口语化，但不能说他用口语写作，他用的是经过加工的口语。”

　　这话看似平凡，却从根本上颠覆了“五四”以来认定文学语言的唯一基础只能是口语的顽固信念，重新提出书面语的地位和性质问题，而这必然要超出文学的范围，触到语言的本质：语言可能并不就等于说话发声，文字也可能并不只是记录语音的工具，即并不仅仅是无关乎语言核心的游离性存在。

　　正因为汪曾祺敢于批评“五四”，敢于对抗“五四”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文学观和语言观，用自己的方式思考文学和语言问题(他曾多次提到闻一多对他的启发)，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小说是写给人看的，不是写给人听的”，“中国字不是拼音文字。中国的有文化的人，与其说是用汉语思维，不如说是用汉字思维”，“我不太赞成电台朗诵诗和小说，尤其是配了乐。我觉得这常常限制了甚至损伤了原作的意境。听这种朗诵总觉得是隔着袜子挠痒痒，很不过瘾，不若直接看书痛快。”

　　上世纪80年代重提“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汪氏虽是始作俑者，但其所见之深，远远为现在一些谈论语言者所不及。汪氏有关语言的卓见，主要表现在敢于冲破德理达所谓“语音中心主义”的西方现代语言学藩篱，主要从文字书写而不是从发声说话的方向来追问语言的本质及其对文学的制约。他甚至已经将我们对文学语言的思考从“音本位”重新拉回到“字本位”。他想阐明的主要一点是：撇开汉字而致思汉语的问题几乎不可能。

　　……

　　汪曾祺在哈佛和耶鲁讲中国现当代文学，没有用西方人想听而许多中国作家也爱讲的现成的题目，偏偏选择西方人不想听、听不懂而许多中国作家不爱讲也讲不好的中国语言问题，不讲则已，一讲就从近代以来备受挤压的汉语言讲到更加被挤压的汉文字，讲出了不仅中国作家和学者讲不出恐怕西方汉学家也想象不到的许多真知灼见。汪氏此举盖有深意存焉：这位秉承了现代中国文学优秀传统的温和而倔强的老人，满怀善意地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中国文学最根本也最易被忽略的问题——同时也借此机会，向长久忽略现代中国的语言问题的西方汉学界与中国文学界发出委婉的也是最强烈的抗议。

　　所以今天重读汪曾祺的作品，也应该要好好品味他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所锻炼成功的汉字的艺术。沈从文说许多读者看他的书，只是“买椟还珠”。如果我们不能深入到汪曾祺的语言细节，这样子读汪曾祺，大概也会堕入“买椟还珠”的空虚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