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汪曾祺》原文】

　　某种意义上，父亲挺欣赏老庄式的淡泊的生活态度。

　　父亲多年境况不顺，坎坷颇多。他说，当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能够熬过来靠的就是——随遇而安。“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则是一种自我调适。

　　父亲无官无职，无权无势，对于名利，从不孜孜以求。

　　他干了几十年，却不清楚自己是什么级别，应该受什么待遇。1958年，他到河南出差，单位给他买了软卧，他这才知道自己已经算是“高干”了。不过好景不长，出差回京不久父亲便当上了“右派”，下放张家口劳动。后来平反了，他也没向单位提出过什么要求。他当过北京市评定艺术职称的高级评委，领过国务院的特殊津贴，都是懵懵懂懂得到的，自己从来没争过要过。直到办完离休手续，领到离休证，父亲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个“局级干部”。他写文章，很少和人谈稿费的问题，有人愿意多给固然高兴，少给些也无所谓。

　　父亲觉得，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个甘于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抢行情，争座位，才能真诚地写出自己所感受到的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骗读者。

　　父亲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作家应该有创作的自由，有权利写自己觉得该写的东西。建国后，按流行的政治标准衡量，父亲明白，他的作品不会对时代发生直接的作用，他也乐于承认这一点;甚至坦言，他的艺术观点不怎么招人喜欢。对此父亲并不在意，该怎么写还怎么写。

　　父亲的文章一般都是气静心平，娓娓而谈。但他并不是不会言词激烈甚至开骂。我上大学的时候，一次写作基础课要写小说，便找了一件在工厂当炉前工时亲身经历的事做题材——一次上夜班，由于工厂领导瞎指挥造成漏钢事故，形势十分紧张，工人连夜奋力抢救，保护了设备，但已经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厂里广播站却高声宣扬，由于领导英明，指挥得力，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我在小说的结尾写道：抢修了一夜的工人已经精疲力竭，在澡堂里迷迷糊糊听着这样颠倒黑白的广播睡着了。小说写成之后拿给父亲看，他提了一个意见：“结尾不好，太平。应该是工人听了这样的广播之后，骂了一句——‘他妈的!’”“他妈的”能写进文章吗?不仅不雅，领导若看到了会高兴吗?但父亲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非如此不可，这是小说人物的必然反应。写小说要以生活为基础，刻画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