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秉》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八十年代初复出之后修改四十年代旧作而写成的短篇小说《异秉》，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有趣的象征。这部作品，为重新出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接续了现代文学发展到四十年代所积累的精神能量与艺术传统，奠定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相对于依附政治意识形态和时代思潮而言更加谦卑、稳靠并且恒久的不可忽视的民间大地的视野和升斗小民的情怀，也一其沉静老到精致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和揣摩玩味，建立了当代汉语短篇小说乃至整个汉语叙事文学的一个暂时还难以超越的标高。

　　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1997)是江苏高邮人，青年时代就读于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得到沈从文指点，开始文学创作。但就在他的文学生涯一片光明的时候，突然遭遇中断。上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整整三十年，除了60年代初写过一点作品，他的创作基本上中断了。汪曾祺在“文革”中曾被“控制使用”，参与《沙家浜》等样板戏编剧。代人捉刀，虽然日后为他赢得了意想不到的声望，毕竟不是从心所愿，也说明不了他才华的本质。汪曾祺文学真正的再出发，是八十年代初重新执笔，以六十多岁高龄从1980年到1983年连续发表《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故里三陈》等名篇，一举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是真正的“大器晚成”。

　　创作背景

　　《异秉》“重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正是“新时期文学”百花争艳的季节，也是文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紧密配合的蜜月期。许多重操旧业的中老年作家都主动以自己的创作配合时代主题，比如政治反思、思想解放、人性复归等，有的甚至直接介入当下的政治改革(如农村正在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所有这一切在《异秉》中都看不到。诡异的汪曾祺有意将小说的时代背景隐藏起来，任何可能泄露曹雪芹所谓“朝代年纪”的细节都被他细心地省略掉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有意的安排?这只能归结到汪曾祺这个似乎不讲政治的作家在整整三十年的沉默之后对政治的某种程度的看透与规避。没有这种看透与规避就没有汪曾祺，也没有《异秉》这样的作品。中国当代文学真正在整体上摆脱政治的捆绑而回归文学自身的航道要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汪曾祺上世纪80年代初重返文坛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做了。他的丝毫不事张扬的先知先觉和大彻大悟，不能不令人钦佩。

　　汪曾祺之后，当代江苏作家群，从苏童、叶兆言、顾前到朱文、韩东、吴晨骏、刘立杆以及移居外地的张生、海力洪、魏微等，个性迥异，又一脉相承：都善于发现人的小卑微、小聪明、小志气、小情趣、小龌龊;直率地写出，满有宽容和怜悯。《异秉》多少卑微，然而实在，亲切!你岂敢自以为是地凌驾于汪曾祺笔下那些小人物之上?同样，朱文《我爱美元》《把穷人统统打昏》，韩东《在码头》《美元胜过人民币》和近作《扎根》《我和你》《小城英雄英特迈往》，一律粗，野，俗，穷酸，狭邪，也都令你不可小视。中国文坛向来喜欢虚张声势、掼派头、装门面的货色，其实跟汪曾祺所开创的江苏作家的这个自甘卑微的传统相比，才真是不值一提的。我认为应该对这一群江苏作家脱帽致敬。像他们这样不断地掘下去，多少还能掘出中国生活与中国心灵的某些真实来。相反，如果一味涂抹，粉饰，虚飘，真不知末路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