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小说以其散文化的风格成为新时期文坛上散文化小说的代表，清淡的文笔，自由散漫的风格带来一股清新的风气。以下是小编分享的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风格与叙事艺术，欢迎大家阅读!

　一、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风格

　　小说的散文化淡化了情节，不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所呈现的是原生态，抒情性无疑是散文化小说的最显著特征。此外，现代以来的散文化小说打破了小说结构的戏剧化传统，忽略结构剪裁，淡化情节事件，随意着笔，这种“非戏剧性”的写作使小说创作更为自由和灵活，是散文化小说的另一个特征。在汪曾祺的笔下，人与人、人与自然，无不呈现着平和、安详，声音、色彩、神情、动作都是静静的，带着怀旧、隐逸的调子。汪曾祺的小说就以这样独特的散文气来绘人、叙事，情节虚实相间，艺术氛围平淡安静，呈现出温柔敦厚的美，具有明显的散文化的特征。

　　(一)关注点往往是小事而非重大题材

　　汪曾祺认为“在散文化小说作者的眼里，题材无所谓大小。他们所关注的往往是小事，生活中的一角落，一片段。即使有重大题材，他们也会把它大事化小。散文化的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想。”[1]汪曾祺不刻意关注大事，但也不是冷漠的旁观者，他对生活有着独特的人性理解和道德关怀。《八月的骄阳》叙述的是“文革”中老舍被逼投湖的悲怆故事，外面的世界正轰轰烈烈地开展着残酷的运动，凡俗百姓却没有深刻的体会，他们交流的多是家常话语，这话语中透露出对荒唐时事的难以理解和惧于理解。“文革”本是一个重大严肃的历史性的题材，但汪曾祺并没有描写宏大的场面、深重的灾难，而是把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悲剧隐藏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下，表面上流动着平和温情，遮蔽的却是邪恶人性的伸展、被侮辱被摧残的生命。

　　(二)淡化情节

　　中国的古典小说，在结构上往往都经过作者的精心安排，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起承转合，遵循严谨的章法结构。但汪曾祺的大部分小说并不是由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连续的事件构成的，是琐碎的，事件之间甚至毫无关联。汪曾祺也说：“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太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大真实。”[2]《大淖记事》的中心事件是十一子和巧云的爱情故事，但作者的笔触由大淖的来源及周边环境，写到轮船公司和当地的风俗，然后才将目光聚焦在巧云一家，真正正面描写两人感情的篇幅只占很少一部分。

　　(三)虚化人物

　　汪曾祺的小说中事件的铺叙只是为了衬托氛围，作品中的人物也只是小人物，过着简单、平凡的生活，他们身上被没有被寄予某种重大的意义，也没有复杂的心理描写。汪曾祺曾提出“气氛即人物”，这一主张突出了作者的主观感受，遵循了散文化小说抒情的特征，跌宕起伏的情节、华丽的语言、复杂曲折的的人物内心被作家的情思、小说的意境代替，氛围的渲染成为小说的结构中心。“小说的构思不再是由形象到观念，而是由意念到形象，从意念到具象，人物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给人的印象是近似于一种风景画集成，人虽然在意境中凸出，但最终与自然融为一体。”[3]在小说《陈四》中，有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在描写风俗民情，弥漫的是一种原始蒙昧的文化氛围，踩高跷的陈四被打、生病，在这种情景下显得自然而然。

　　(四)小说结构松散

　　汪曾祺认为散文化小说最明显的特征是外部结构松散，他曾这样说自己的小说：“我的小说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 [4]虽然汪曾祺的小说就如自己所说“为文无法”，但在他悠悠然的叙述中，情节、人物都被自然地串联起来，显得闲适灵动而非一盘散沙。作者写大淖周围的环境，写卖紫萝卜、卖风菱，写挑砖瓦石灰、挑鲜货，作者是真正的细致观察过生活，才会有如此的絮叨和松散，这种闲散真实地反映了生活，营造出故事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作者娓娓道来，显得真实生动，散而有味，形散神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