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松卿和汪曾祺携手在中国建设中学一直呆到1946年7月，然后才结伴离开了昆明，一个回到长乐，一个到了上海。其中的爱情故事，你想知道?

　　汪曾祺与施松卿的爱情故事

　　1　马来侨领施成灿

　　在作家汪曾祺的生平介绍中很少提到他是华侨的女婿这件事。汪曾祺夫人施松卿，我的姑妈，是南洋长大的。在马来亚，松姑一家的生活倒也衣食无虞。她父亲很热心于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后来成了著名侨领。由于他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即使在日本人占领马来亚期间，到处捕杀爱国侨领，他也没有被人告发和出卖，他的身份始终没有暴露，而安然度过了那腥风血雨的三年八个月。

　　福建长乐是个出人才的地方，现代著名作家郑振铎、冰心都是长乐人。施松卿的祖辈是赤贫之家，她的父亲施成灿自幼跟随我的祖父在南洋闯荡，我祖父在那里是唱戏的。她父亲后在马来亚开了一家药店，日子才逐渐安定并慢慢变得好起来。大哥深感没有文化的痛苦，下决心让弟弟一边在药店当学徒，一边上夜校。几年下来，施成灿学有长进，考上了“医士”。有了这样一个名分，找工作就容易多了。不多久，他应聘到一个小镇的诊所当上了医生，施家的日子进一步变好。又过几年，施成灿回老家福建结了婚，随后把妻子带到马来亚，不久生了大女儿施松卿。

　　2　与汪曾祺同学的施松卿

　　我小时候本来在本地读英文学校，我的叔公施成灿不以为然，要求我转学到他的道北镇读中文学校——育智小学。这时，松姑已经回国念书了。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施松卿小时候的生活很不安定。她跟随着妈妈，福建、海外两边跑，时而在老家，时而在南洋。她的小学、中学是在福建老家、马来亚和香港相继读完的。1939年，施松卿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和汪曾祺同一年。她先是读物理系，和杨振宁同学。不久感到功课繁重，十分吃力，加之这期间得了肺结核病，难以跟上课程，便在一年后转到了生物系，想向医学方向发展，以期有朝一日继承父业。但生物系的课程也不轻松，而这时，她的肺病趋向严重，其时昆明的物质条件太差，无奈之下，只好休学一年到香港养病。重回学校后，施松卿改读西语系，并一直坚持到毕业。

　　施松卿毕业后，因战争原因，家中无法对她给予正常的经济支持，一时又找不到工作，生活变得拮据起来。为谋生计，她也到了中国建设中学任教，和汪曾祺成了同事。两人在联大读书时虽不认识，却也对对方情况有所耳闻。汪曾祺听说过，西语系有个女生，性格温和、善良，秀丽的脸上总是挂着亲切的微笑;她长得挺清秀，淡淡的眉毛，细细的眼睛，虽有病，但那副慵慵懒懒的样子，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人称“病美人”。相比之下，施松卿对汪曾祺的情况知道得更多一些。她不止一次听别人说过，汪曾祺是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以后又不断地在报刊上读到汪曾祺的作品。施松卿原来就爱好文学，上高中时还曾获得过香港国文比赛的第一名，这就很容易对有西南联大才子之称的汪曾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喜欢汪曾祺凭借厚实的古文基础，把精炼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他的创作之中，读来只觉得上下妥帖、顺畅，不似常见的那种诘屈聱牙。施松卿觉得，这种水磨功夫决不是一朝一夕能达到的。

　　当她把这些读后感当面说给汪曾祺听时，汪曾祺迅即产生了喜遇知音之感。他没有想到，一个专攻英文的女子居然能有这一番不俗的见地。两人相见恨晚，随着接触的增多，爱情也于不知不觉中悄悄滋生。

　　3　建设中学的穷情侣

　　教学之余，同事们常见到他俩结伴而行。当汪曾祺在欣赏一大片胡萝卜地所呈现的堆金积玉的美景时，施松卿则兴致勃勃地向农民买来一大把胡萝卜，洗了洗，放在嘴里吱嘎吱嘎地嚼。昆明的胡萝卜很有特色：浅黄如金，粗而且长，细嫩，多水分，味微甜。联大学生爱买了当水果吃，因为便宜。女学生尤其爱吃，据说这种胡萝卜含有少量的砷，吃了可以驻颜。这种说法是否有科学根据，不得而知。年轻的汪曾祺觉得，施松卿吃了胡萝卜，越发变得秀美可人。生活中有了爱情，再困苦的生活也是甜美的。汪曾祺甚至在创作时也情不自禁地将心爱的人写入作品之中。在他的早期小说《牙疼》和《落魄》中都有施松卿的影子。在小说《牙疼》一文中，他写道：“我记得很清楚，我曾经三次有叩那个颇为熟悉的小门的可能。第一次，我痛了好几天，到了晚上，S(指施松卿)陪着我，几乎是央求了，让我明天一定去看。我也下了决心。可第二天，天一亮，她来找我，我已经披了衣服坐在床上给她写信了。信里第一句是：

　　‘赞美呀，一夜之间消褪于无形的牙疼。’

　　她知道我脾气，既不疼了，决不肯再去医的，还是打主意给我弄点什么喜欢吃的东西去。第二次，又疼了，肿得更高。”

　　“还好，又陆陆续续疼了半年，疼得没有超过纪录，我们当真有机会离开云南了。S回福建省亲，我只身来到上海。上海既不是我的家乡，而且与我呆了前后七年的昆明不同。到上海来干什么呢?你问我，我问谁去!找得出的理由是来医牙齿了。S临别，满目含泪从船上扔下一本书来，书里夹一纸条，写的是：

　　‘这一去，可该好好照顾自己了。找到事，借点薪水，第一是把牙治一治去。’”这短短的一段描写是多么情真意切。

　　施松卿和汪曾祺携手在中国建设中学一直呆到1946年7月，然后才结伴离开了昆明，一个回到长乐，一个到了上海。正巧那时我刚从南洋回来，我们又一次聚在一起了。

　　在建设中学教书的日子里，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小学校的钟声》、《复仇》、《落魄》、《老鲁》诸篇，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如《复仇》，早在1940年初就写出了初稿，但他不满意，又一直没有时间修改。现在，有了较为宽裕的时间，有了属于自己的天地，于是，他坐下来，认认真真地把《复仇》精心地改了又改，直至自己满意为止。有些作品，如《老鲁》，直接取材于他在建设中学教学生活中遇到的真人真事。他按照他所信奉的“写生活”的创作原则，把建设中学一位姓鲁的校警写得栩栩如生。

　　汪曾祺在中国建设中学教书的这两年，是他离开学校门走向社会大课堂的人生第一站。在这两年中，他最大的收获是，生活给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使他能睁大眼睛，近距离地、真切地观察复杂的社会与人生。正因为如此，他把这两年的生活深深地珍藏在他的记忆之中。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还写出了情真意切的回忆散文《观音寺》和《白马庙》，由此可见，汪曾祺对走出校门后所接触的饱含磨难的人生第一课，在记忆中留下多么深刻难忘的印象。(施行)

　　施松卿为何嫁给了汪曾祺

　　人人都爱汪曾祺，这个可爱的妙人。汪曾祺有一篇小说叫《异秉》，其实他这人就有异秉。“就是与众不同，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汪曾祺之所以在新时期文坛独树一帜，靠的就是“与众不同”!

　　1939年8月，高中毕业的汪曾祺和他的同学一起历尽艰难赶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

　　汪曾祺读中文系时，曾随沈从文学写作。沈从文曾经对人说过：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他自己还要好。由此可见他多么赏识汪曾祺。汪曾祺的《课堂习作》，沈从文先生给过120分。

　　和其他用功苦读的学生不同，汪曾祺是个“异类”。“他在联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高兴时就上课，不高兴就睡觉，晚上泡茶馆或上图书馆，把黑夜当白天。”

　　施松卿，生于1918年3月15日，比汪曾祺还大两岁。祖籍福建长乐，是一位生长在马来西亚爱国华侨家中的闺秀，为了读书报效祖国，她在家人的支持下，只身漂洋过海进入西南联大。施松卿在联大先读物理系(和杨振宁同学)，后转念生物系，最后转到了外文系。

　　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期，汪曾祺和施松卿并没有交往。两人是在昆明郊区建设中学教书时认识并相爱的。但在此前，汪曾祺有过一次情感挫折。《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中说：“曾祺有过一次失恋，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王老伯吓坏了，以为曾祺失恋想不开了。”朱德熙卖了自己的一本物理书，换了钱，把汪曾祺请到一家小饭馆吃饭，还给汪曾祺要了酒。汪曾祺喝了酒，浇了愁，没事了。后来，朱德熙对妻子何孔敬说，那个女人没眼力。

　　显然，还是施松卿有眼力。在联大读书时，施松卿不乏追求者。施松卿为何嫁给了汪曾祺，他们的女儿汪明说：“一次，爸爸妈妈聊起联大的事情，妈妈对我们说：‘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外文系的女生谁看得上!’我们问：‘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妈妈很得意地说：‘有才!一眼就能看出来。’”

　　汪曾祺73岁生日写下联语：“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潮。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忆儿时。”晚年汪曾祺画几笔，玩赏后落座时，一定会想起儿时的高邮时光，想起在昆明，那时年少春衫薄，他和施松卿结伴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