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堂之上一场脱离了“以民为本”的富国强兵运动——“熙宁变法”扰攘北宋末年半个世纪，求治心切的君臣新政最终以大争议、大悲剧的姿态，留在了中国的历史长河里。王安石身后留下的，是党争纷起、国威日蹙的江河日下。聚敛害民、剥民兴利的恶法遭到了广大有识之士的强力反对，图为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向宋神宗哭诉：“王安石是要用新法搞得天下大乱!”

　　王安石变法中的“义利之辨”

　　王安石与宋神宗的治国理念，可谓志同道合——都是“理财”二字。神宗登基之初，就告诫大臣：“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而王安石早在嘉祐三年(1058年)，就在给前任领导人宋仁宗的报告里提到，“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不过，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却受到昔日好友司马光的强烈反对。

　　仁宗时期，司马光与王安石一同为官，关系特铁，每当闲暇之时，就约上吕公著、韩维两位同僚，聚在一起谈笑整日，很少有外人能参与其间，时人称他们是“嘉祐四友”。虽是铁哥们，但王安石与司马光却性格迥异、政见相左。

　　他们二人曾同在包拯手下任群牧司的判官。某日，群牧司的牡丹盛开，包大人雅兴大发，邀二人置酒赏花。两人平日都不喜饮酒，但包领导兴致很高，总是举酒相劝。司马光不好意思拒绝，只好勉强饮下，王安石终席一滴未饮。王安石的执拗由此可见一斑，后来当了宰相，被人私底下唤作“拗相公”，并非没道理。

　　而两人的政见差异，早在变法之前就有苗头。宋朝是典型的士大夫政治，这得益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家法，任何事都可拿到朝廷上公开讨论。熙宁元年(1068年)冬天，黄河以北大旱，财政紧张，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府的执政官向神宗提议，请大臣辞让祭天时赏赐的金帛。神宗于是让诸位学士讨论，参加讨论的有司马光、王珪和王安石三人。